技術追趕的戰略路徑及其政策建議

　　顯而易見，在當代世界經濟中，只有價值鏈高端才有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目前，我國“高端產業低端化”嚴重阻礙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這不僅使我國依靠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實現轉型的目標存在落空的危險，而且也將使我國利用新技術革命改造傳統產業的經濟升級出現“為他人作嫁衣”的局面。因此，我們亟須改變目前試圖從價值鏈低端入手實現技術追趕的路徑，堅決拋棄依靠外資技術轉移和沿著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逐步實現技術升級的幻想，痛下決心自主研發絕大部分甚至所有領域的核心技術。從長遠看，只有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價值鏈高端入手，我國才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經濟追趕。

　　首先，適當保護價值鏈高端環節及其國內市場，確保國內企業核心技術創新及其收益的巨大市場空間。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時，美國并不是新技術的最初發明者，那么，美國是如何抓住新技術革命機會窗口的呢？經濟史研究說明，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是美國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機會窗口”的決定性因素。正如經濟史家指出的，由于美國工業在初始階段沒有國際競爭力，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國外給他們提供市場，因此，他們不得不通過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確保本國工業對國內市場的獨占，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很明顯，我國高端產品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也很難指望國際市場為其發展提供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惟有依靠國內為其創造市場。因此，為保護本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免于被技術領先的外國企業所摧毀，并確保其發展的巨大市場空間，我們可以適當保護價值鏈高端環節及其國內市場。

　　其次，利用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推動核心技術創新。市場規模是實現規模經濟的前提，而一種技術只有實現規模經濟，才能取得快速和全面的技術突破，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為我國實現技術趕超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例如，德國和日本的高鐵技術原先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但在德國、歐盟和日本用武之地不大，在引入中國后卻取得快速的技術進步。在這方面，美國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時，由于歐洲各國本國市場狹小，技術創新在原有的技術軌道上難以開發出新產品并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在新技術被引入美國后，美國的工程師很快就開發出了生產率高于歐洲的新產品和新工藝，申請了新專利并開辟了新的技術軌道，搖身一變成為新技術革命的領導者，反過來占領甚至壟斷了歐洲技術先發國的市場。

　　再次，加強中央政府對產業規劃的統籌能力，抑制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增速在產業發展上的“過度競爭”，禁止地方政府競相出臺各種優惠條件打造新的產業園區。地方政府為實現設定的GDP指標，一有所謂新的產業機會就聞風而動、一哄而上，根本沒有耐心在突破核心技術上動腦筋和下苦功，而是紛紛建立低水平重復的產業園區，這是導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產業低端化”，以及低端產能過剩在不同產業中輪番上演的重要原因。更嚴重的后果是，這種發展模式的蔓延有可能徹底瓦解我國技術追趕和產業升級的努力。據報道，隨著機器人產業的熱度升溫，一場席卷全國的“機器人大戰”正在各地上演。顯然，迄今為止，地方政府仍沒有吸取遍地開花的光伏產業園區的慘痛教訓，仍沒有跳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傳統發展模式，因而在機器人產業上有可能重蹈產能過剩、產品無利甚至虧本的覆轍。

　　最后，加快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體系，打造以民族產業價值鏈高端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各種經濟政策實際上都內含著鼓勵還是抑制技術創新的內容。例如，有益于一國經濟增長的國際貿易不簡單是貿易的規模和范圍，更是包含著由貿易性質決定的技術含量（即報酬遞增活動）的多少，因而貿易政策是技術政策的自然組成部分，反之亦是。產業、財政、金融、外資等經濟政策也莫不內含鼓勵還是抑制創新的內容，我國過去很少注意到這種內在聯系。因此，現在有必要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各種經濟政策進行評估，以便改革并完善鼓勵創新的政策體系。此外，我國需要研究并實施新的政策激勵機制，鼓勵和推動現有企業針對核心技術進行聯合攻關，以國家骨干企業或軍工研發為龍頭組建核心共性技術創新平臺，鼓勵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通過市場機制發展系列企業集團，努力使我國民族產業穩步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