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在本報曾刊發的您與國際行政科學學會主席鮑科特的對話中，鮑科特也特別強調以外部壓力促績效。

　　胡偉：對，這是國際經驗。即使在西方，政府的改革和公共部門服務和績效的改善，很多時候要靠外部壓力。中國也需要這種制度化的、和平的、有序的壓力。民調一定程度上就能起到這種作用。

　　目前，人們注意到民意表達的一個新生事物是網絡表達。網絡參與、網絡民主，的確是中國的一道獨特的政治風景線。但互聯網上的參政時常無法進行有效的利益聚合，不能真正顯示主流民意，甚至有的時候扭曲主流民意。目前在我國，網絡民意可以作為輔助，但不應成為民意表達的主渠道。

　　從國際上看，主流民意的表達和顯示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投票選舉，二是代議政治，三是民意調查，這是聚合主流民意的“三駕馬車”。民調往往就是在現存制度框架內、在短時間內即可操作的一種途徑，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由于選舉和代議民主不足而引起的民意失語、失真的缺陷。我們也有必要讓民調這駕馬車跑起來，并做大做強，作為我國擴大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有效手段，成為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抓手。這就是民調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通過民意調查來準確顯示民意，保障公民的表達權和評價權，不僅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題中之義，而且也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可行途徑。建設服務型政府與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發展是不能分離的，且要相互促進。值得我們努力的是，通過科學的民調和分析研究，聚合主流民意，準確反映老百姓的公共服務滿意度，藉此改善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并促進政府自身建設和制度創新，這不僅可以有效體現公民的表達權和評價權，甚至也可以間接保障公民的選擇權，推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主流民意的顯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環

　　文匯報：但像我們目前開展的一些民調更多是對決策效果的事后調查，以之作為參考，而不能在一開始就把民眾意志體現在決策中？

　　胡偉：并不完全是這樣。在中國，“用嘴投票”還只是剛剛開始，如果將來形成了一種力量，是可以形成這樣一種影響力的。像西方，很多做決策的時候就是先做民調，再制定政策。比如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醫改，但是眾所周知這件事困難重重，國會進行了激烈辯論，使得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大打折扣。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民眾在這個問題上分歧嚴重。2010年初蓋洛普的民調結果顯示，在美國普通民眾中醫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分別占45%和48%。根據2013年底蓋洛普發布的民調結果，仍有52%的美國人希望縮減乃至全面推翻“奧巴馬醫改”。可以說，美國的民調全程影響了美國醫改方案的制定和實施。即使像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決策，在中國不少人都認為是錯誤的，但小布什政府為什么敢干？當時美國民調顯示，約有7成的美國人表示支持對伊拉克的戰爭，民意支持是后盾。而且，美國國會經過辯論，參議院以90∶6投票通過，眾議院以373∶50投票通過。

　　可見，前面說的選舉、代議、民調“三駕馬車”，可以同時使用，民調則更為簡便、及時。而且，民調對于領導人的去留甚至都可以產生決定性作用。例如，在日本，按照慣例，首相或內閣的支持率下降到20%以下，就應當辭職。我們都知道日本首相經常頻繁辭職，多數都是這個原因。

　　應當認識到，主流民意的顯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環，也就是要讓老百姓的意志納入到決策的過程中，不能什么都少數人說了算，必須尊重、體現多數人的意志。選舉制度應該體現多數人意志，代議制度也是如此。現在讓老百姓全面對政府進行評價還有一定難度，所以我們可以從離老百姓比較貼近的、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滿意不滿意開始。老百姓在這方面也更有評價權，因為他們是公共服務的對象。

　　我們經常說民主要一步一步走，我覺得民調就可以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抓手，這也是跟國際接軌的，并不是我們自己發明出來的。代議、選舉和民調，其他國家也都在做，對于我們來說，無非是哪一個更適合中國目前的國情、體制和狀況，來走出我們自己的道路。民調是同我們目前的體制兼容的。當然，對于官員的進退，它發揮的影響一時半會兒還不大，但影響政策是完全可以的，哪怕是事后的調整。民調還有一個好處是它可公開，也可不公開，比如任用干部時也可以調查對這個人的滿意度和支持率，但也可以僅供黨委和組織部門參考。如果我們一步一步做下去，逐步取得成效，取得更多人的認可，民調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成為選舉的“替代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