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周其仁

　　比“土地無彈性”更甚的一種謬見，是主張“不能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因為據說“給農民土地權利會損害農民的利益”。根據此論，土地市場無從立足，因為“不給土地權利”意味著抽掉了市場的前提。這不是小事，值得認真一辨。講過了，對論不對人，誰誰說的就不引了。

　　先看經驗。容我從近的說起。上世紀80年代有一次鄧小平見外賓講中國狀況，有這么一句，“八億人搞飯吃，飯還不夠吃”。當時是真不夠吃，城鎮居民靠票證分配，糧食有定量，副食也有定量，像東北地區炒菜油每人每月3兩，所以主政者榮獲“陳三兩”美稱。新鮮菜蔬不要定量的時候，靠排隊。農村呢，2億多人不足溫飽，種地的人自己吃不飽還要交糧食。有同學問起，那時沒有房子問題嗎？有的，比現在嚴重，但誰也顧不過來。吃不飽的時候，什么也顧不上。

　　為什么8億人搞飯吃，還是一個不夠吃？天氣好壞、土地大小、肥料多少？都有關系，也曾經用盡一切力氣去改善。后來發現，決定性的因素是人肯不肯好好干。多開會、學大寨、階級斗爭？后來也發現，一時行，長久不行；少數人行，對多數人不靈。直到1984年，中國人搞的飯終于夠吃了——全國范圍第一次出現賣糧難——憑什么？官方表達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掰開了看，聯產承包制里的那個“產”，不是產量，而是土地財產，是農家利用耕地的權利。當政策和法律承認農民家庭擁有承包、耕作、經營農地的權利時，農民種地的行為判若二人！

　　清清楚楚問一句，中國人吃飽飯，到底靠什么？是靠“給農民權利”，還是靠謬論主張的“不給權利”？那一波改革其實是圍繞這個要點，做了一場社會實驗。開始不少省份堅持“走陽光道，反獨木橋”，結果先行包產到戶的地方以“產量”檢驗了“方向”。我下鄉的黑龍江省，“糧豆總產300億斤”的宏偉目標年年喊，但沒有一年做得到。后來改革頂不住了，也包產到戶，當年糧豆就過300億斤。“給農民土地耕作和經營的權利”，究竟是損害還是增強了農民的利益，歷史是做了紀錄的。

　　農民能不能謀求農業以外的收入，也是一個權利問題。多少年都是不行的，后來開了一個口子，就是可辦鄉鎮企業，叫做“離土不離鄉，就地富起來”。集體的鄉企之外，再多幾條路行不行？離土又離鄉，農民個人進城鎮經商務工，到沿海打工，行不行？慢慢都行了，其實就是不斷“給農民更多的權利”——附著在農民身上的勞動能力，其實也是一種人力資產，農民自己有權用還是沒權用？可不可以人往高處走，到一切可能帶來更高收入的領域去試試運氣？

　　這些都是“權利”。有點抽象，不似送農民一些慰問品，或發一筆國家補貼那么看得見、摸得著。“權利”者，一組制度安排下允許的行為范圍也。承包集體土地、從事非農生產、辦農民企業、到遠方打工，還不都是“行為范圍”？所謂權利大，就是行為的范圍寬、可選擇的自由多。經驗證明，恰恰是這個抽象的行為范圍如何劃定，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影響。普通人的經濟自由增加了，社會的物產就豐富，人們的生活水平就提升，這是屢試不爽的。有人覺得還沒有試夠，那就繼續試吧。

　　經濟自由即行為范圍的擴大，在每個時期總有個“邊”。這是因為，處在一個社會當中，一個（群）人的自由增加，的確可能損害他人的自由。因此，為了有秩序的自由，行為范圍總有個邊，不可能是無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