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大部制改革、城鎮化建設、決策體制改革、普世價值觀、人民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戈爾巴喬夫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梁維東：大部制改革謹防“貌合神離”】
中共佛山市委常委，順德區委書記，中共十八大代表梁維東認為，要想真正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大部制只是一個起點而已。治權結構的調整、國家治理水平的現代化需要內、外兩個方面的同步調整，這些都需要在機構改革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層次的配套。否則，大部制也可能流于形式，“貌合神離”。
順德的大部制改革使一些部門不存在了，那么在“條條”上也就失去與兄弟縣區、特別是與上級機構對接的紐帶，一些部門或系統的項目支持往往就把順德排除在外，這對改革者而言是比較痛苦的，有時令我們無所適從。
舉例來說，以前開玩笑，說城管就是個“沒爹的孩子”，現在順德許多部門也面臨同樣的尷尬，與上級對接不上。上級單位也困惑，因為改革不同步，大到一項政策、一項轉移支付，小到一個會議、一個通知，不知道該發給我們哪個部門。
摘編自《半月談網》詳細
【楊偉民：推進城鎮化不是單純提高城鎮化速度】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表示，地方在十八大以后各方面對推進城鎮化的熱情特別高漲，但由于認識不一致、做法很不相同，存在著一哄而上的傾向，所以亟待中央來糾偏。否則，看起來可能轟轟烈烈一時提高眼前的增長速度，但是負面的效果卻很大，中長期會帶來很多的危害。推進城鎮化要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不要把統計城鎮化率作為硬任務，不能靠行政命令急于求成，更不能搞大躍進、大干快上、一哄而起，盲目建設新城。
推進城鎮化最主要是要把握好兩個分工，一個是市場和政府的分工，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好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第二是要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針，確定體制框架，確定城鎮化的總體戰略布局，地方按照這樣的大政方針來擴大工作。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詳細
【張穎春：決策體制改革應適度分權，建立決策責任體制】
張穎春在學習時報中撰文指出，由于決策的開放度不夠，在決策后存在偏差或失誤的時候，糾錯成本過高。一個科學的決策體制必備的特點就是具有自我糾錯能力，由于信息開放度不夠以及科層制特點，造成政策制定過程中體制內的下級出于種種顧慮，難以對上級的失誤進行糾錯，往往等到政策出臺之后，引發了負面的社會影響，倒逼實現糾錯。盡管有些決策由于信息不完全，失誤無法避免，但有些決策失誤則是由于開放度透明度不夠導致的，糾錯成本太高，是可以通過改進決策機制避免的。
我國政府管理中的決策體制需要在適度分權的理念下進行改革，建立完善的決策責任體制。在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以分而不散為特征，以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為目標。而建立、健全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程序與機制，完善決策體制，無疑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關鍵環節，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重要途徑。
摘編自《學習時報》詳細
【汪亭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藥方】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汪亭友認為，戈爾巴喬夫給蘇聯開出的改革藥方是什么呢？他的邏輯是：蘇聯的“極權社會主義”，引起了“人與政治、政權，人與生產資料、財產，人與文化的異化”。政治上共產黨的領導，意味著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造成政治壟斷，形成人與政治、政權的異化；經濟上公有制占統治地位，排除了人們對所有制的選擇，造成經濟壟斷，形成人與生產資料、財產的異化；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居于指導地位，妨礙了“吸收世界上一切進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壟斷，形成人與文化的異化。所有這些的關鍵，是共產黨對一切權力的壟斷，這是產生異化的根源。因此，要克服異化，就必須消除各個領域的壟斷，尤其是共產黨的壟斷權，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也就是說，要徹底拋棄產生異化的社會主義，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蘇聯劇變的教訓告訴我們，一旦改革丟掉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凝聚黨心民心的統一思想基礎，一旦改革瓦解了共產黨這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一旦改革背棄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解體就是必然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會跟著陷入苦難深淵。這是蘇聯解體后原加盟共和國普遍遭遇的痛苦歷程。在方向道路根本錯誤的前提下，寄希望改革取得成功，寄希望控制黨政軍大權推動改革成功，這無異于癡人說夢。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吳曉靈：人民幣時代能否到來取決于國內的改革，金融的改革】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人民幣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人民幣在外面能夠走多遠，取決于人民幣能夠用多大的速度、多寬的廣度和深度回流到中國來。人民幣能不能有它的時代，取決于國內的改革，金融的改革。
在未來的金融改革中，外資銀行能夠從改革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到目前為止，中國的金融改革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尚未解決，就是我們市場上的金融機構和我們企業沒有實現真正的硬約束。這是我們的市場不能夠健康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性因素，在這一點上，外資銀行過去給我們帶來的更多的是技術上的引進，今后我們的機構更應該在治理機制市場硬約束方面向外國好好學習。第二點，正因為人民幣已經進入到雙向波動階段，各個企業和銀行都應該有規避風險的意識，更好地運用保值工具，在這點上外資銀行運用的比國內銀行更成熟，能夠對客戶做出更多的引導。但是我也覺得要吸取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不能涉及那么多復雜的產品。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詳細
【姜勝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有著本質不同】
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研究員姜勝洪撰文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以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為代表的西方“普世價值”觀有著本質的不同。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根本內涵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歷史性、具體性及現實性，我們講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既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涵的規定性，又有社會主義法律的規定性。而“普世價值”觀的內容具有抽象性、虛幻性甚至殖民性、侵略性，“普世價值”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的階級性不同。前者屬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后者屬于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宣揚的價值內容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宣揚“社會本位”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所謂“社會本位”是指以國家、社會、集體的價值滿足為衡量價值和判斷道德的準繩。“普世價值”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宣揚“個人本位”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體現極端個人主義、專制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想。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