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達 吳田

　　[摘要]本文以中美兩國地方領導者——省委書記、省長和州長為研究主體，從領導者的個人特征、成長過程與其領導力發展關系的角度去探索領導者領導地位的獲得是否存在統一的驅動力，是否具有共同的發展模式和規律。文章通過對中美地方領導者三個集中反映成長路徑的指標——人口統計特征、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發展路徑的對比分析，發現即使兩國的制度環境和文化背景存在差異，但領導者自身的成長路徑和領導力發展的模式和過程大同小異，能否在后天的成長過程中順應國內政策發展和需求，不斷調整方向和提升自身水平是關鍵。

　　[關鍵詞]地方領導; 人口特征; 受教育程度; 職業路徑; 領導力

　　不同的政治體制和文化背景導致了中美兩國領導人截然不同的風格和特質，但是通過其個人特征和成長路徑折射出的領導力發展過程卻存在著一定的規律性和相似性。無論是在聯邦制還是單一制國家，地方最高領導人都是一個國家和地區重要的領導力量之一，也是國家最高層級領導者的主要后備群體。在中國，省委書記、省長作為地方的黨政一把手，這兩個職位不僅是領導力的突出表現，也是成為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晉升臺階。自2012年以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只有三人沒有過省委書記的經歷；而擔任省長往往是成為省委書記的前奏，2002年以來的90位省長中，除去現任的31位(不含港澳臺)，有32人在任后走上了省委書記的崗位，比例高達54.2%。相對而言，在美國這樣的選舉制國家中，州長作為各州政府機構的最高首長在地方的各項行政事務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領導角色，雖然由民選產生，不存在晉升序列關系，但在自吉米·卡特以來連續六屆的民選總統中有四位曾有過擔任州長的經歷。由此可見，對這些地方領導者的個人屬性及其領導力發展情況進行研究，歸納出其中的共同特征和主流趨勢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相關文獻評述

　　學術界關于領導者領導力發展狀況及趨勢的研究有許多，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國內領導者群體的特征變化受到更多的關注，[1][2]而這其中通過對領導者的人口學信息及成長路徑的統計分析歸納出某一層級或某一時期的領導者特征的方法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應用。對于中國領導人的相關研究從時間范圍來看貫穿了自1921年建黨至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近90年的時間[3][4][5][6]，其中尤其以1978年前后作為分界點的研究為甚；而從層級水平來看則涉及到了從縣鄉[7]到中央委員幾乎全部類型的政治領導人范疇，其中省委書記和省長群體是學者們最為關注的重點。在這些研究中，領導者的個人信息通常會被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人口統計特征(性別、年齡、種族、民族、出生地、工作地等)，受教育程度(學歷、專業等)，職業發展特色及路徑(黨派、黨齡、工作經歷等)，以上三個指標可以集中反映出領導者的成長路徑狀況。而對于不同時間段或不同層級的領導者的研究會加入其他一些特有的衡量指標，例如建國初期的研究中會加入“階級成分”的指標[8]，對市委書記層級的領導者研究中會加入“出生在該省的市委書記數量/所在省份的城市數量”的指標等。[9]對應來看，美國學者對地方領導者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州長群體，時間跨度主要分布在上個世紀；受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年齡等相關指標往往會分別被作為自變量而出現，通過對州長的個人特征分析，研究與其績效表現及權力獲得的相關關系。[10][11][12]其中尤以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Beyle教授設計的“州長權力排名(Gubernatorial　Power　Ratings)”體系為代表，州長的個人特征被換算成相應的分數值以體現州長的權力水平。

　　由此可見，一方面學術界目前對于中美地方領導者的研究數據相對陳舊，尤其是包含了中國黨的十八大以后和美國奧巴馬總統連任后的新任領導者的分析十分匱乏，而伴隨著全球化時代到來，對新世紀以來的中美兩個大國領導者的研究不僅傳承了學術界的研究趨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兩國社會發展變化情況做出解釋；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縱向對比，分析不同時間段的領導者特征和發展變化趨勢，缺少橫向比較研究，這主要源于研究者對中美兩國領導者風格和特質存在較強差異的普遍認識[13][14]，但如果將研究視角轉向兩國領導者的個人特征、成長過程與其領導力發展關系的角度，二者的共性便會凸現出來，本文便將基于這一視角，主要從人口統計特征、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發展路徑三個方面對中美兩國地方領導者———省委書記、省長和州長進行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