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義務接受的人情

　　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中國社會關系系統是偏重于特殊主義傾向的社會關系，個體在以人情為媒介構建起的雙方關系之中始終承擔著回報的義務，對于越是親密或關系特殊的“自己人”越是負有回報的義務，如果不實踐這種回報的義務就會被視為“沒人情”的表現，甚至會受到對方的譴責。在強調差序格局的文化邏輯下，關系倫理是支持基于特殊主義原則的關系的，同樣也是支持基于特殊主義的人情回報義務的。由國家工作人員組成的科層組織是依據普遍主義原則而構建的，強調與普遍主義原則相對應的“公事公辦”、“公私分開”、“不講情面”等。這樣，作為科層制中一員的國家工作人員一方面要遵守普遍主義的規范，另一方面作為社會關系中的個體又要面對人情的約束，于是便產生了角色上的沖突，處于法律與人情的矛盾境遇中。某種程度上，諸多腐敗行為的發生就可以看成是國家工作人員舍棄法律規范而遵循人情規范的行為。同時，社會生活中的普通個體一方面在“贊美”并實踐著人情，因為個體能夠通過人情獲得他人提供的幫助和好處；但另一方面個體也深刻地感受到人情帶來的種種壓力，如“人情債難還”、“賴了人情難做人”、“人情吃不消”等等。這就說明以人情作為建立維持關系的媒介存在著不足，會導致個體在承擔角色上產生種種緊張和沖突，因而中國傳統文化就發展出一些人情規避的文化設計。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所描述的“街集”的例子，“在我們鄉土社會中，有專門作貿易活動的街集。街集時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場上，各地的人到這特定的地方，各以‘無情’的身份出現。在這里大家把原來的關系暫時撇開，一切交易都得當場算清……因為在門前是鄰居，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當場算清是陌生人間的行為，不能牽涉其他社會關系的”36。這便是黃光國所說的“到陌生地區建立公平法則”37的方法來規避人情。不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的“親兄弟，明算賬”、“親歸親，財得分”等大眾話語也是個體用以消解角色緊張的實用策略。這些規避人情的補償性文化設計便是將普遍主義原則帶入到關系之中，試圖中和或消除容易導致關系緊張的人情要素，避免因為人情上的模糊不清而使關系受到損害。

　　在腐敗行為中，國家工作人員作為“社會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無論如何總是處于一定的關系網絡中，其職務行為依然會受到各種人情因素的干擾。作為社會個體的國家工作人員也會采取一些人情規避的方法和策略，如“避而不見”、“上交紅包”等，但卻很少采取當面拒絕的方式。這是因為直接當面拒絕他人贈予的禮物或其他形式的人情會被看做是“沒人情”的表現，這不僅意味著自己不想履行人情的回報義務，更重要的是，這一舉動會被認為是自己不希望與對方建立關系或繼續維持這種關系。而這種行為邏輯是與強調保證關系和諧性的日常文化邏輯相違背的。因而，接受人情也是義務性的，是與他人維持和發展關系的途徑和手段。國家工作人員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如果不接受他人的人情，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的關系網絡越來越小。就情感需要而言，關系網絡的縮小意味著個體面對的情感壓力可能會越來越大，無法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就日常生活策略而言，關系網絡的縮小意味著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幫助和回報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自己在遇到困難時也無法得到別人的幫助。那些已經受到懲處的腐敗國家工作人員在懺悔書中經常表達出自己在人情中面臨的種種尷尬。“這種‘人情往來’之所以經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是因為它有三個特點：……兩頭害怕，即送錢的怕不收，收錢的輕易不能不收。這是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人際關系復雜。有人要通過這種‘人情往來’以消除政治危險，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復雜化。因此我也輕易不能不收”38。再如，“在縣里任職時，我堅持逢年過節不收禮，建設項目不打招呼，進城不帶老板，過年過節不給領導送禮金。到市里任職后，開始我仍然堅持這些自己定的原則，但一段時間后，發覺自己這樣做，生活圈子會越來越小，工作圈子里的人也覺得你不近人情，與一些領導的關系也不便溝通”39。

　　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不乏國家工作人員絲毫不收取他人以禮物、賄賂等任何形式給予人情的廉潔案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個體就沒有面臨人情規避的困境。當接受人情被視為一種義務、并且被大多數社會成員默認為現實行為法則時，原本應該被視為正當合適的且理應受到提倡鼓勵的廉潔行為——即國家工作人員拒絕接受他人以賄賂形式表達人情的行為，卻成為受到他人非議的“不合理”的行為。而且，這些廉潔的國家工作人員在現實生活中不僅受到他人的孤立和排斥，甚至成為他人眼中的異類。如“原安徽省利辛縣縣委書記夏一松，上任之初就拒收當地任何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理由給予的‘人情’，但其行為不僅沒有得到官僚體制內同僚的認同，反而被當地國家工作人員稱之為‘嚇一跳’；并不斷受到各種非議和恐嚇，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脅。其廉潔行為在得到全國各地媒體的廣泛報道后，盡管夏一松的行為受到群眾的支持，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認可和贊揚，但最終他還是被調離了原工作崗位”40。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到，夏一松的廉潔行為理應是每一個國家工作人員都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但這一行為卻受到上至國家下至地方的眾多媒體的普遍報道和重點宣傳。如果廉潔行為已經是大多社會成員默認和遵循的行為規范，那么這一普遍的行為規范就不會受到格外的關注，而眾多媒體報道和宣傳的重點就應該是廉潔行為的反面——腐敗行為，因而這種對廉潔行為進行的重點宣傳本身就暗含著廉潔行為并未成為國家工作人員普遍遵循的行為規范。在這種社會環境下，針對夏一松的各種“非議”、“污蔑”、“恐嚇”接踵而來，理應是公認的、普遍遵循的行為規范卻成為他人眼中“不可理喻”的行為。

　　夏一松的案例從國家工作人員的角度展現了人情規避的困境，下面的案例則從請托者的角度更清晰地表明了人情規避面臨的困境。“1995年至2002年，劉金國（公安部副部長）時任河北省公安廳副廳長時，分管戶籍工作，但他的38個親屬沒有一個通過他的職務行為從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戶口；他的親屬也從未因他的職務而沾上一點光。他的一位親戚說‘別說沾光，就因為我們是劉金國的親戚，本來可以辦成的事反而辦不成了，劉家白出了這么一個大官’”41。在劉金國的親戚看來，劉金國是有義務向他們提供幫助的，無論這種幫助是否合法、合規，在他們心里劉金國利用權力和資源為自己謀取利益（至少是不違反制度規范的正當利益）是理所應當的。然而劉金國卻始終按照普遍主義原則拒絕履行這種基于雙方“關系”的義務，所以在劉金國親戚的話語中則明顯表達出了對劉的不滿。這說明，在關系倫理支配下，利用通過人情維持的私人關系以謀取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社會成員的廣泛認同的，至少是默認的。如果某一個體通過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私人關系獲得利益，那么他就會贊許、甚至鼓勵這種通過人情往來維持關系的行為，并且不把這種行為視為腐敗行為；另一方面，一旦個體自己沒有獲取利益而他人卻通過關系獲取利益后，就會表現出不滿、義憤填膺，對通過人情構建關系以謀取利益的行為和現象大加批判。這是關系倫理中的一個副產品，即“獨我例外”的法則。“獨我例外”法則的另一表現是，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在“臺前”痛斥他人的腐敗行為，要求他人堅決杜絕腐敗行為，甚至公開宣布自己的廉政宣言，表示自己要與腐敗行為斗爭到底；然而在背后卻又大肆收受他人賄賂，從事腐敗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