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于義務給予的人情

　　盡管國家工作人員采取種種策略以試圖規避人情，避免自己處于普遍主義原則與特殊主義原則的矛盾之中；然而行賄者卻仍會想盡一切辦法和途徑向國家工作人員給予禮物或賄賂，試圖使國家工作人員欠著自己的“人情”。從本質上看，行賄者的給予行為完全是基于理性算計的策略，最終目的是為了通過國家工作人員掌握的權力而謀取利益。但行賄者在給予賄賂時通常并不會表達出自己的工具性目的，而是采取將賄賂掩飾為禮物的自我道德化策略，將這一賄賂給予的過程和結果“轉變”成為日常人情往來的過程和結果。國家工作人員即便接受行賄者以賄賂形式給予的人情也并不清楚行賄者的真實意圖，也就是說，行賄者理性算計的目的在此時是無法直接實現的，而這一過程僅僅是維持和發展了雙方的私人關系。另一方面，行賄者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賄賂時，并沒有任何的請托事項，只是希望與國家工作人員維持私人關系，以便將來在需要時提出請托事項。從這兩方面來看，行賄者向國家工作人員給予賄賂的行為盡管更多地是出于理性算計的因素和考慮，但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也需要盡可能地將基于理性算計的工具性目的隱藏起來而展現出基于人情的情感性目的。由于關系倫理強調關系的和諧性以及通過禮物饋贈維持雙方關系的和諧，因而禮物饋贈在很大程度上是義務性的。事實上，行賄者通過自我道德化表演策略，賄賂給予行為在邏輯上便與日常禮物饋贈行為一樣，成為一種義務性的“饋贈”行為，只不過這種義務是表面上的。因此，行賄者只有通過義務性的人情給予的形式來維持與國家工作人員的私人關系，才能最終獲取不正當利益。

　　國家工作人員是否為行賄者謀取利益是根據雙方實質關系的好壞而決定的，但賄賂并沒有簡單地被國家工作人員等同于雙方資源交換的媒介，賄賂同禮物一樣被國家工作人員視為表達人情的一種方式。給予賄賂的價值越高，就代表著給予對方的人情越多，雙方的關系也就會越密切。另一方面，行賄者同樣也會以儀式化情境中的禮物饋贈方式（如春節、生日、探病等）向國家工作人員給予賄賂。也就是說，雙方依然共同將賄賂的“給予—接受”過程視為人情往來，并且通過這一義務性的人情來建立、維持和發展雙方的私人關系。但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無論行賄者還是國家工作人員，在社會中無形地受到各種制度和規范的制約，當個體在制度規范的制約下又需要實現自己的意愿或利益時，個體并非一定會選擇通過完全違反制度規范的途徑來實現目的，而是會采取一種與制度規范相變通或相權衡的行為方式。如“自我道德化表演”的策略實際上就是使自己的行動在形式上符合社會規范所認可的行為標準，也就是個體行動同社會規范相變通的行為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個體關注的焦點就在于采取何種策略使得自己的行動方式同社會規范相適應，既能夠使自己的行動在表面上或形式上符合社會規范的合理性，又能夠實現自己的工具性目的。

　　除了行賄者和國家工作人員雙方將“賄賂給予”自我道德化表演為“禮物饋贈”行為從而使這一過程具有內在的義務性之外，還存在著一種人情給予的外在或強制的義務性。這種外在的義務性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個體面臨群體的壓力以及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小傳統而非大傳統意義上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當個體發現與自己類似的或所屬群體中的其他多數個體都采取向某一國家工作人員“送禮”來維持密切關系的時候，這種群體行為對個體會產生心理壓力并為個體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行為參照，個體只有通過與群體行為保持一致才能消除心理壓力。如果其他個體通過這種方式并且成功謀取到利益，那么個體則更趨向于采取同樣的行為方式以謀取自身利益。如樊甲生在懺悔錄中所言，“我在縣里任縣長、縣委書記時間已經十年，不少同僚已經提拔，有些后起之秀甚至還在職務、級別上走到了我前面。論能力，論政績，我不比別人差，是什么原因讓我原地不動，我很費解。有一次，一個同學與我開玩笑說：‘你只知道干工作不知道跑關系，現在當官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只跑不送，平級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你該醒醒了’。我想，他說的也有一些道理。同樣是一級的領導干部，他們能做，我為什么不能做，他們這樣做上去了，我為什么不跟著走。每逢過年，我也試著往上走走，一次、二次……領導對我的‘了解’也逐步加深”42。

　　另一方面，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鄉民社會與文化：一位人類學家對文明之研究》一書中提出“大傳統與小傳統”概念，用于說明社會中存在兩個不同層次的文化傳統43。兩種不同層次的文化傳統不僅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并且對同一文化理念也有著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對立的理解和闡釋。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所強調“中庸之道”，在大傳統中的理解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上，教導人們進行自我修養、自我教育、自我完善，以達到至善、至誠、至德、至仁等良好美德的君子人格；而在小傳統中卻被社會個體所曲解并在具體實踐中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導，這種小傳統中的“中庸之道”則強調個體為人處世必須自容于世，與他人或群體盡量保持一致，以免顯得自己孤傲冷僻。因為如果這樣個體就很難與他人保持良好的關系，個體不僅無法從關系中獲取資源或得到幫助，甚至會受到他人的取笑、非議和責難。普通公眾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說到的“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等話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因而，一些個體即便沒有任何請托事項也會向國家工作人員給予人情，目的不是為了與國家工作人員維持私人關系，也不是為了從中謀取利益，而僅僅是為了與其他多數個體的行為保持一致，由此這種給予人情的行為亦帶有了義務性的意味。

　　總的來看，在腐敗行為中以賄賂形式向國家工作人員表達和給予人情的過程，不僅包含了理性算計的要素，也包含了義務的成分。在個體向他人表達人情、給予人情的行為中，這兩個要素是同時存在的。只不過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中，行為的重點可能更側重于其中一個方面。也就是說，某一行賄者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賄賂形式而展現的人情，其目的就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但仍需以義務的方式呈現出來）；另一行賄者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人情是為了建立、維持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其目的可能是為了滿足情感需要，也可能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謀取利益）。并且，某一行賄者根據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請托需要，會改變其給予人情方式的重點。因而，人情給予行為的復雜性和模糊性就根源于這兩個方面要素的變動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