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論：“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并非關鍵

　　到目前為止，產業領域的國有資產基本不具有流動性，在一些領域發揮著“控制力”的作用。資本化后具有流動性的國有資產如果在競爭領域繼續謀求對產業的“控制”，將會對市場產生巨大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說，很多人提出“國有經濟應當從競爭性領域全部退出”不無道理。但國有經濟規模巨大，全部退出是不現實的。

　　此時，一方面國有資本“應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做出更大貢獻”；另一方面，關鍵的不是“退出”，而是在競爭性領域與時俱進地改變國有經濟的功能，由過去看重對產業和企業的“控制”，轉向現在專注資本投資的收益。

　　存續在競爭領域國有資本的公共性不是表現為“退出”，而是體現在收益分配的公共性。

　　進入市場的國有資本應當具有一般資本的本性，即逐利性。謀求“控制”，會扭曲市場；投資為了收益，對市場無礙。

　　實際上，對于資本，不論誰是最終所有權人，只要受市場法規約束，以平等的身份、遵從市場理性參與競爭，都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積極力量，都與市場經濟相融，對其他投資者不會造成不當傷害。資本化的國有資產的絕大部分應當是追求投資回報的“收益性功能”的資本。

　　“政策性功能”的國有資本要實現政府目標，例如特定的發展目標或控制目標，有時會背離收益性目標、不按“市場理性”運行。這類資本應限定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和較小的規模。否則就會成為攪亂市場的因素，造成資源錯配。

　　七論：關于國有資本的管理與運營

　　國有資本的管理屬于公共職能，應當由政府部門承擔，其職責包括建立國有資本資產負債總表，制定國家所有權政策和推動國有產權立法，組織建立國有資本委托代理關系，分別注入國有資本，組織編制和執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統籌國有資本收益分配，負責國有資本的統計、稽核，監控等。

　　國有資本運營。設立若干國有資本投資機構和公益性基金，作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面”。它們一方面受政府之托，接受國家政策指導，管理邊界清晰的國有資本；另一方面在市場中獨立運營，集中統一行使所有權；投資收益上繳委托部門，接受監管部門的監督。

　　監督機構。對國有資本運營機構進行審計，對運作合規性、資產狀況和運作效率進行監督。國有資本的狀況、損益，經營預算和收益分配應當向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接受監督，并獲得批準。

　　八論：建立多元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

　　轉向“管資本”之后，國家所有者權益的保障機制發生了變化。此前，國家為保障所有者權益，政府機構在企業之外不斷加強干預、控制和監管；現在則由受財務硬約束的投資機構以股東身份進入企業，通過參與公司治理而獲得權益保障。

　　一些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失效，往往與“存續公司”濫用控制權、外部無規制的干預有關，由此導致人為地扭曲公司治理，為“內部人控制”留出了空間。實踐證明，多元機構投資者相互制衡，有利于公司把目標集中于投資回報和創新、有利于提高公司透明度和財務約束、有利于激勵管理層創造良好業績。

　　在資本化過程中，應將公司國有股權改由多家持有并引進非公投資機構。公司經營狀況不僅對非公投資機構，而且對國有資本投資機構以及職業投資經理人都有切膚之痛，由他們進入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決定管理層的激勵和去留、拍板公司重大決策和決定收益分配，比在企業之外政府部門的干預和監管更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對稱和內部人控制，保障資本的效率和安全。

　　隨著混合所有制的發展和資本流動性的增加，競爭性領域企業的股權結構將更加復雜，而且動態變化；特別是按企業所有制屬性區別對待政策的逐漸取消，每家企業、包括上市公司頭上繼續戴著“國有”或“民營”的“所有制標簽”已經失去了政策意義。繼續保留不利于消除“姓國”“姓民”的社會裂痕。應當考慮改革相關統計指標體系，進而弱化“姓國”“姓民”的社會輿論，保障各類企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