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在您的演講中，反復提到“生物經濟學”的概念，究竟什么是生物經濟學？它的內涵和外延分別是什么？

　　澤爾伯曼：“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中包含幾大要素，其中一點就是生物經濟學。第一，正如我之前所說，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第二，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它必須建立在一個高效利用的系統之上，以節省更多資源。

　　例如，在灌溉時，滴灌技術要比直接澆灌更加高效。但是，生物經濟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生物經濟學是什么？它是建立在充分利用生物資源的基礎上，并使用生物資源制造食物、能源，以及化學制品。從根本上說，生物經濟學讓農業不僅提供人類的日常飲食，也為人類提供燃料及化學產品。現在，大部分的化學產品都來自于石油，而未來，它們可以更多地通過生物原料來制造。文匯報：現在人們逐漸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但在現實中，如果環保成本過高，人們或許仍會選擇耗能或者污染較大但卻比較便宜的產品。例如，當清潔能源的價格過高時，人們就傾向于選擇汽油等傳統能源。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澤爾伯曼：這恰恰凸顯出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現在，全球人口達到70億，而150年前，那時的世界總人口只有10億左右，人均占有的資源是現在的7倍以上。但為什么現代人的生活質量更高、生活品質更好？這離不開科學的昌明和進步，我們對于科學的認知，以及運用技術的能力大大增強。在19世紀，最大的科學發現是電力，而在21世紀，我認為是生物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我相信生物技術將是引領人們走向未來的“鑰匙”。

　　當然，現在你或許會覺得太陽能資源很昂貴，但我相信它將變得越來越便宜，因為我們可以通過教育產業化來實現它。加州之所以發達，其根本在于該州擁有良好的教育資源，大學研發的技術可以實現技術轉移，很多大學教授自己就擁有高科技產業公司。因此，加州的大學不僅拓展知識，更提供技術并逐步形成了產業，其產出資金迅速用于研發領域，研發成果迅速產業化，從而降低產品價格。隨著技術進步，清潔能源產品的價格自然將下降。文匯報：有觀點認為，資源爭奪一直是人類幾乎所有戰爭最為直接的動力。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切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活動都是圍繞著資源爭奪、占有、利用和管理、經營展開的。這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國的伊拉克戰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人們將這種觀點歸納為“資源戰爭”。您如何看待資源對于經濟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經濟是否將有助于緩解這一問題？

　　澤爾伯曼：很多國家都會擔憂能源問題，但就我而言，如果能實現知識的集聚，那么人力資本的產出效率將大大提高。從近20年的歷史看，財富、能源、權力、成功并不是直接來自于資源，而是來自于知識、科學和技術。

　　舉例而言，谷歌、臉書、蘋果，它們都是美國很成功的企業。在亞洲，聯想、三星也在技術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們的成功都不是建立在資源壟斷上，而是構建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當然，知識需要形成一個體系：大學等科研機構生產知識，企業則將其發展成技術，并形成產業化。這才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基礎。

　　我們也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在當今世界，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一種資源，遠甚于煤炭、石油等礦物能源。我承認，美國現在也在進行“資源戰爭”，但其所爭奪的對象已不再是一個世紀前的自然資源，而是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將最終決定誰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

　　文匯報：對于日趨嚴重的環境挑戰，很多人將其歸咎為經濟問題，認為是人類的經濟需求導致了環境的惡化，可以通過經濟杠桿對其進行調節；但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這更多的是一種哲學、道德層面的問題，需要更多地通過教育來轉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澤爾伯曼：我們首先應弄清，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并不認為這源于人類的道德敗壞。我認為，人的根本需求是生存，他們有時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將招致何種后果，所以有些人在制造污染，而另一部分人在默默承受。舉例而言，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們并不清楚無節制地開采地下水將導致地面下沉。

　　一個好的政府應該不斷加強對人民的環境教育。人性存在著弱點，他們或饕餮，或貪婪，或貪財，因此政府需要及時了解在什么時候應該提醒公眾，他們已消耗太多，污染太多、生產太多。同時，政府也應該通過經濟杠桿來治理環境。舉例而言，他們可以對溫室氣體排放征收重稅，或者對于大氣污染開出重磅罰單。

　　另外，當人們經濟水平提高后，他們也會更關注環境質量。因此，發達國家的國民的環保意識往往高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將成為改善環境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