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執筆：田 豐

　　當前，世界經濟處于緩慢復蘇期，國際投資規則處于重塑期。作為快速發展的國際投資大國和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我國需要廣泛參與國際投資規則的制定、調整與變革，在獲取“創始紅利”“參與紅利”和“改革紅利”的同時，為完善國際投資規則體系作出自己的貢獻。

　　國際投資規則處于重塑期

　　國際投資既是拉動經濟的重要引擎，也是深化各國互利合作的重要紐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開展國際投資是參與全球價值鏈重塑、實現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我國是快速發展的國際投資大國。截止到2013年9月末，我國對外資產總額達5.65萬億美元，對外負債總額為3.85萬億美元，對外資產與對外負債合計達9.5萬億美元，對外凈資產達1.8萬億美元。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調整出現新趨勢、呈現新動向，我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到2013年年底，現有的2857個雙邊投資協定中超過1300個進入“隨時終止階段”。目前，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致力于綜合利用多邊、區域和雙邊平臺，試圖在世界貿易組織、經合組織、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等談判框架下，確立其國際投資規則談判的主導地位，引領國際投資規則的發展方向。在這種形勢下，我國需要與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抵制投資保護主義，完善國際投資規則體系，促進國際投資，深化全球價值鏈合作，提高創新發展能力，增強全球經濟復蘇動力。

　　我國參與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戰略思考

　　國家間經濟實力的重大變化和原有規則體系內在缺陷的顯露是國際投資規則體系調整的內在原因，其實質是國際事務主導權的轉移與爭奪。如果任由少數國家主導國際投資規則體系調整，結果只能是以新的不公正取代舊的不公正，不僅各方很難取得共識，也會影響全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當今世界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國際投資規則的調整需要考慮不同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的差異，不僅要在綜合平衡基礎上公平對待和反映各方利益，也要客觀評估考量各國可以承擔的責任，以使各方擁有的權利、履行的義務和承擔的責任相匹配。雖然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以及國家間力量消長對我國有利，但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自己獨特的國情和經濟、政治、文化特點，如果被動接受按照西方標準制定的國際投資規則，不僅不利于自身發展，還可能埋下經濟動蕩的隱患。我國應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最大范圍內爭取支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務實推進國際投資規則調整。

　　我國參與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總體目標

　　在未來一個時期，搶抓“創始紅利”“參與紅利”“改革紅利”應成為我國參與構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投資規則的總體目標。

　　搶抓“創始紅利”，力推多邊投資協定。多邊投資協定是國際投資規則體系中的一項空白，涉及我國根本利益，也是我國有所作為最具潛力的方面。國際經濟實踐證明，只有在多邊規則創始期就加入并施加影響才能獲得“創始紅利”，否則，以后再加入就要付出較大的代價。

　　搶抓“參與紅利”，全面參與多層面、多領域的國際投資規則談判。參與國際投資活動的資本形式多種多樣，既有機器設備、商品等實物資本，也有商標、專利、生產訣竅等無形資本，還有債券、股票、衍生證券等金融資本。與此相對應，國際投資規則不局限于專門的投資協定，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勞工、環境乃至專業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國際規則都是國際投資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應廣泛參與各種談判，爭取在每一張談判桌上都有自己的代表，并根據進展情況，選擇重點予以支持。

　　搶抓“改革紅利”，推動國際投資規則改革。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投資規則演進的總體方向是在構建或維護有利的整體投資環境的同時，追求更廣泛、更復雜的發展政策議程。如何實現投資自由化與各國管制的平衡，如何保障跨國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的雙贏，如何將投資政策納入國家發展戰略，都是國際投資規則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期，積極參與國際投資規則改革，有助于更新觀念、推動國內改革和體制創新，有助于激發經濟活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