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導　郎友興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被有關學者稱之為我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如果我們將此放在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現代化建設的歷程來看的話，那么，將其稱為第五個現代化是相當恰當的，而且其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恐怕遠遠超過了“四個現代化”。因此，接下來的重點自然是如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本文從大眾參與、協商機制角度切入。

　　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兩個維度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要的命題包含著兩個維度，一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另一個是現代化運動。

　　所謂國家治理，主要涉及到的是國家基本制度安排與運行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指的是各種治理制度、機制之間的關系。只有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得當，國家治理才能有效地得以實現。但是，對于中國的國家治理及其體系來說，有其特殊的內涵與意義，那就是，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實質上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建構的問題。從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來看，1840年英國人的槍炮聲警醒了千年的中華帝國，使其陷入到深重的國家危機之中，同時也就是英國人的槍炮聲將中國送至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門檻之前。自那以后，中國進入到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艱難而曲折的歷程之中。晚清以來，中國一直行進在建構現代國家的征途中。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國，創設民主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是“中國現代國家的雛形”，是構建“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偉大嘗試。盡管經過先賢們的努力，中國已經走出了古典帝國，但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任務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完成。正如已故的美國芝加哥大學鄒讜教授所指出的，盡管辛亥革命后中國建立起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但是，支配中國二十世紀的卻是一個國家權力統攝一切的“全能主義”（totalism）的政治結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更是建立起世界上少見的超強的國家“利維坦”。

　　全能主義國家的治理模式當然有驚人的治理效力，但出現了極其嚴重的不良后果，例如經濟發展活力的窒息，國家對社會的嚴密管制，造成社會自組織秩序的徹底摧毀和對國家強制力的全面依賴。全能主義國家的治理模式顯然是一種非常態的治理模式，事實上也無法長期維系。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重新走上建設“現代國家”的道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說是這個任務的繼續，并且將其推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的講話中，也不難看出這一點：“我們之所以決定這次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由此可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深化改革具有總體性的意義。

　　從現代化建設或運動的維度來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被稱之為我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實際上，已有學者指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以“現代化”的要求來衡量的，因而屬于“現代化”的基本范疇。現代化是中國近代以來國家發展進程的另一個軸心。近代以來，中國努力進行現代化，但是，現代化進程曲折而艱難，屢屢被打斷，致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延誤了長達一個世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民族再次啟動了實現現代化之夢。這個夢被具體表述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 的“四個現代化”。它是1950年代后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國家戰略目標。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重提“四個現代化”，但是他逐步認識到“四個現代化”不是現代化的全部內容，還應該包括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等內容。因此，1987年黨的十三大之后，“四個現代化”的語詞逐漸不提了，代之則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并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對以往“四個現代化”的完善和發展。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所追求的是硬實力，那么國家治理現代化更加強調的是國家軟實力的“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的提出，可以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一次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