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鎮化基本狀況與特點

　　我國城鎮化發展主要基于兩個群體：一個是大中專畢業生，一個是農民工群體，未來城鎮化也主要從這兩方面著手推進。對大專中畢業生來說，市民化過程和就業相關，但未來可能因戶籍等制度改革而改變。農民工群體在生活方式上很難融入市民生活，存在巨大的遷徙群體和農村留滯群體，從而使我國城鎮化具有鮮明的特點。

　　1.我國工業化程度高于世界水平，而城鎮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12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2億人增加到7.12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2.6%，年均提升1個百分點。從該數據看，中國城鎮化建設已經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城鎮常住人口中，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79億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36億人，包含了從農村到城市打工的1.63億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如果按城鎮戶籍人口計算，我國城鎮化率約為34.6%，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9.4個百分點。

　　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其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發端于工業大革命，技術革新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使城市產生了集聚效應而逐步發展的。通常而言，城鎮化與產業化特別是工業化密切相關，城鎮化進度決定于工業化程度。在技術革新帶動城鎮化的情況下，城市原有居民與新增居民不存在工資待遇的差距，一個城市的勞動者收入隨著勞動復雜程度的降低而減少，但總體差距較小，收入分配曲線較為平滑，城鎮化能夠追隨工業化發展。

　　2012年世界工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26%，世界平均城鎮化率約為50%，城鎮化率領先于工業化率24個百分點。而我國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的差距剛好相反，2012年我國工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7%，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1個百分點，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

　　2.我國城鎮化發軔于低要素價格而非技術革新，農民工與城鎮在崗職工收入存在 “斷崖”

　　我國為了加快工業化步伐，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以低廉的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等要素價格吸引外資和技術流入中國，承接了由發達國家轉移而來的制造業，從而促進了我國向制造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的快速轉變。在這一背景下，農民工長期處于低收入狀態，形成了城市正式在崗職工工資與農民工工資的斷崖性差距。在工業化發展初期即是城鎮居民從業人員也在壓抑狀態，近些年才趕上外資企業員工，造成了我國城鎮化率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2290元，比當年城鎮在崗職工員工平均工資低2000多元。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工所撫養的人口不得不滯留在了農村。由于技術與管理的學習效應，我國國有企業等經濟體城鎮在崗人員與外資企業從業人員收入差距逐步消失。但是由于戶籍、養老、保險、住房、教育等制度的存在，形成了城市戶籍居民的福利“圍墻”，保護了戶籍居民的福利待遇，而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加上工資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農民工與城市戶籍居民的收入“斷崖”持續，沒有因“學習效應”而縮小。農民工在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多方面難以享受城市福利，農民工市民化生活仍任重道遠。

　　3.農民工所撫養的人口大量滯留在農村，我國城鎮化率遠遠沒有達到理想水平

　　2012年我國農民工總規模約為2.63億人，包括1.63億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和0.97億農民工在本地務工。根據經濟學工資理論，這部分農民工所撫養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也應當計算在內。考慮到部分農民工夫妻雙方均處于打工狀態，按人均撫養1人計算（由于農民家庭多數有兩個以上子女，即使不考慮需要贍養的父母，這一假設也不會高估需贍養的人口），那么我國居住生活在城鎮人口不僅應當包含農民工自身，還應當包括其所撫養的人口，由此可以推算我國理想的城鎮化率約為72%。這一城鎮化率也和我國工業化進程相匹配。

　　在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盡管農民工生活和就業在城市區域，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不足以支撐他們享受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更不可能支撐其家庭（所撫養的人口）在城市生活，形成我國特有的農民工逢年過節的大遷徙現象，以及所撫養人口的長期滯留農村。同時，由于農業生產力提高提供了勞動力剩余，農民工收入與農業收入“斷崖”支持農民工體系不斷發展。農村改革和工業發展極大提升了農業的產出，農業生產力提高釋放了巨大的勞動力，為現代產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剩余。

　　我國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增加是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所引致。改革開放以后，農民工群體迅速發展壯大，促進了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的快速擴張，常住城鎮化速度遠遠超過美國0.3-0.5%的發展水平。盡管農民工與戶籍城市居民存在收入“斷崖”，但與農業從業相比要高出許多。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愿意外出打工，從而支持農民工群體不斷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