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鄉村治理結構研究現狀

　　受鄉村治理變革一直是近代以來中國推進現代化的一部分這一語境的影響，學術界對鄉村治理結構的研究也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很多學者都把近代以來鄉村治理的變遷看作現代國家建構的內在邏輯使然，普遍認為鄉村治理變遷源于國家權力不斷加強對鄉村社會控制的廣度與力度，如杜贊奇所言，“所有的中央和地區政權，都企圖將國家權力深入到社會基層，不論其目的如何，他們都相信這些新延伸的政權機構是控制鄉村社會的最有效的手段”[14]。因此對鄉村治理結構的探索具有國家政權建設范式的強烈印記。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能主義政治的消退，國家與社會關系逐漸成為國內學界普遍采用的一個分析術語。在鄉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無論是理論文章，還是經驗研究，它幾乎成為一個主導性的研究范式。[15]“現代國家建構”、“國家與社會關系”以及“市民社會”等，都成為鄉村治理研究領域的主流范式和概念。

　　鄉村治理作為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為鄉村治理研究賦予了理想主義色彩，學者們紛紛從如何實現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這一現實問題出發，設計出了各種鄉村治理結構的理想模型。

　　當前對鄉村治理結構理想模型的研究，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有學者將這些理想模型概括為“理想村民自治”和“批判村民自治”兩類鄉村治理模式，其中“理想村民自治”的學者期望通過改革或重構鄉鎮層級組織，讓村治真正實現四項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達到三個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目的，并像曾經設想的那樣，使村民自治與國家政權之間達成良好的互動、合作、雙贏；“批判村民自治”模式則批判村民自治甚至否定鄉鎮政權，強調鄉鎮自治。[16]趙樹凱將村民自治研究區分為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兩大類，“一種是內部視角，重在研究村莊內部村民自治如何實現，村民與村委會村黨支部的關系如何處理；另一種是外部視角，探討村民自治如何可能向上延伸，推動中國整體的民主進程，也探索外部關系如何限制了村民自治的發展并引發了相應的矛盾。”[17]還有學者將其區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改革思路，也有學者將其分為“推進派”、“懷疑派”和“否定派”。等等，總體上來看，當前鄉村治理結構研究呈現出兩種取向，即行政強化取向和自治強化取向，也可以說是國家取向和社會取向。

　　徐勇提出的“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是國家取向的典型代表。徐勇認為，必須從國家對鄉村社會治理的角度，進行縣、鄉、村聯連動性的結構性改革。中國鄉村社會經歷和正在經歷著從“散”、“統”、“分”到“合”的不同社會階段，隨著市場化現代化的發展，“鄉政村治”的治理結構應該加以創造性轉換，建立“縣政、鄉派、村治”的治理結構。[18]縣政是指縣成為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直接對本縣政務和人民負責；縣以下的鄉成為縣的派出機構，接受縣政府委派，專事縣政府委托的任務；村治是指村民委員會成為真正的群眾性自治組織。[19]鄭風田提出了“強縣政，精鄉鎮，村合作”模式，認為縣級機構改革是整個農村治理結構的重心所在，“縣級政府負責人力資本培養和創新體系的建設，鎮級政府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公共品供給，而農村則在社會自治的基礎上提高經濟合作能力。”[20]姚洋的觀點基本代表了持國家取向的學者的基本出發點。“將國家撤出鄉村，使其實現自治的想法是極不切實際的。實現鄉村自治能力只能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這并不是因為現有的制度無法改變，而是因為它代表了正確的方向，因此沒有必要改變。”[21]由此可見，持國家取向的學者基本都是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按照徐勇的觀點，就是國家政權建構的第二個階段——“民主－國家”建設階段。

　　社會取向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沈延生提出的“鄉治、村政、社有”結構，主張鄉鎮實行自治，在村級設立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村公所，農村土地屬于村社所有。[22]溫鐵軍提出的“鄉政府改鄉公所，村鎮并列自治”結構，主張鄉以下實行村自治，村自治組織直接對應縣；鎮自治權與村自治權相等，鄉政府改為鄉公所。[23]鄭法提出的“鄉鎮自治”模式，主張將國家基層政權收縮到縣一級，并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上，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24]黨國英提出的“大農村社區”模式，主張取消村級管理層次，縮小鄉鎮規模，在鄉鎮社區實行“民主選舉，議政結合，兩委合一”制度，在鄉鎮層次上建立大農村社區，是把行政村的現有職能分解，公共管理職能移到鄉鎮管理機構，經濟職能轉移到民間經濟組織。[25]此外，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也都主張從鄉鎮自治的角度改革當前的鄉村治理結構。

　　此外，還有很多學者也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理想的結構模型，如徐勇還還提出“鄉派鎮治”模式，指出，“精鄉擴鎮，鄉派鎮治，從國家體制上進行結構性改革”[26]；徐增陽等提出“鄉派鎮政”模式，在鄉設立縣級政府派出機構，在鎮設立一級政府；[27]杜力夫提出“縣政、鄉治、村派”模式[28]；甘信奎提出“縣政鄉社”模式[29]；滕錫堯等提出要徹底破解“鄉政村治”格局的結構矛盾等引起的“體制性沖突”，唯一的途徑就是把鄉村兩級整合成同一種結構類型，建立鄉村一體化的民主地方自治[30]；聶火云等主張鄉村治理結構改革必須超越行政化與自治化的二元對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結合起來。[31]

　　由此可見，鄉村治理結構研究總體上還是圍繞國家政權建構和國家與社會關系關系而展開，以探討鄉村治理結構為核心，同時又明顯受到治理理論的影響。張曉山對鄉村治理結構的研究或許能為對這一現狀提供更為清晰的認識。張曉山認為，改革和完善鄉村治理結構，應該發育有效的制衡機制，提高鄉鎮與村兩級組織的自治程度。他指出，在目前形勢下，鄉鎮政府作為一級政府仍有必要存在，在縣與村之間沒有一級政府不利于農村發展……鄉鎮自治與鄉鎮作為一級政權單位并不矛盾。鄉鎮政府完全可以是高度自治的政府。鄉鎮基層政府的走向應是從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轉向有限功能的政府；從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搞運動、圍繞中心工作轉的工作方式和治理模式轉向群眾參與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工作方式；從行政管理型的政府轉向自治程度較高的政府，從統治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而村委會應成為受到有效制衡的真正的群眾性自治組織。[32]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等等，是典型的源自治理理論的概念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