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趙博

　　"以《自然》、《科學》、《細胞》為代表的頂級科學期刊，選稿浮華，用不恰當的激勵損害科學研究。它們誤導年輕科學家，讓他們深信成功的唯一標準就是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去年12月9日，2013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蘭迪·謝克曼在英國《衛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抨擊《自然》等頂級學術期刊猶如"限量版奢侈品"，嚴重歪曲了科學研究的進程，已淪為必須破除的"苛政"和"暴行"。他還表示，自己的實驗室將不再向這些"奢侈品期刊"投稿。該文發表后，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有人力挺其觀點和立場，但也有人質疑，謝克曼成名前曾在這些期刊上多次發文，而獲獎后卻進行"炮轟"，頗有"過河拆橋"意味。

　　幾經輾轉，謝克曼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他坦言，之所以要抵制三大期刊，主要源于其對于發表文章篇數、篇幅都有嚴格限制，且曠日持久，給年輕學者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壓力。而一旦這些期刊成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標準，將導致學者的價值體系錯位：不再將學術工作視作思想結晶，而僅僅是一種"商品"。此外，這些期刊編輯脫離一線多年，難以真正遴選出高質量的論文。面對外界質疑，謝克曼解釋道：自己不過是站在一個老科學家的角度，憑一己之力，幫助那些科學界的年輕學者，不讓他們淪為這個制度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不能忘卻科學研究與論文發表的本義

　　文匯報：您在《衛報》發表的文章中曾經說過，《自然》、《科學》和《細胞》用“不恰當的激勵方式”來損害科學研究進程，能否具體談談其不恰當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謝克曼：首先，這些刊物對于文章發表的篇數、篇幅都有嚴格的限制，即便非常優秀的學者，由于這種種限制，也很難在這些期刊上發表他們的重要著作。

　　據我所知，在投給《科學》的所有稿件中，大約只有一半左右能夠最終發表，《自然》的比例稍微高一些。這些刊物的編輯會不斷地找你交流、退稿、修改，來來回回，曠日持久，有時甚至長達好幾年。在我看來，這給很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們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壓力，更何況這些壓力也未必真實，有時甚至錯漏百出。

　　我想給你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兩個月前，《自然》剛剛刊登了兩篇研討會的論文，其作者是一名在兩家國際知名實驗室工作的日本女科學家。她在論文中聲稱，在低PH值的環境下，已分化的體細胞會轉化為多能干細胞。這種新的重編程方法不需任何復雜技術或轉錄因子，顯然是科學史上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很快，這位女科學家聲名鵲起。但很快人們就發現，這項實驗不可重復，刊登在《自然》上的實驗圖片也存在疑問，有人就建議《自然》將存在疑問的文章撤下，但最終不了了之。這種事情并非獨一無二，而是經常發生。這無疑是對那些刊物堅持的所謂篇數、篇幅限制的一個諷刺。他們把自己看作是限量版的奢侈品，卻忘了科學研究與論文發表的本義所在。就我看來，很多年輕學者之所以急于將一些不夠成熟的論文提交出來，主要是受到這三大期刊的表面上那種“奢侈品”形象的誘惑，而這些期刊限制發文的篇數和篇幅的種種形式上的門檻，又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因為如果不能迅速將這些文章發表出來，他們的科研生涯或許就此終結。

　　就中國這方面的情況而言，據我所知，很多研究機構似乎將這三大期刊視作唯一標準：如果你不能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他們就不會錄用你，或者不給你經費資助。據說，一家中國頂級的科研機構甚至直接明碼標價，在三大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們將給予2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在這種激勵和刺激政策下，學者們的價值體系發生了錯位：他們不再將學術工作視作思想結晶，而僅僅是一種“商品”。因此，在頂尖雜志上，不乏中國學者想通過付錢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別人的論文上。

　　從某種角度看，期刊也應該受到指責，因為正是期刊把自己塑造成現在這個“奢侈品”的形象，甚至只要你交錢，我就能印刷。換言之，用錢就能買來版面。其實，對很多國際科學期刊而言，已經很少有人閱讀它們的紙質版，更多的人選擇網上閱讀。因此，我認為沒有理由限制期刊發文的篇數和篇幅，沒有必要搞這種形式主義。因為現在已經不需要借助紙質媒體傳播，所有內容都可以上網。

　　另外，眼下學界流行用影響因子來衡量期刊優劣。這將極大地誤導年輕學者，讓他們更傾向于將論文投給那些所謂影響力大的刊物，而非那些最適合發表的地方。

　　綜合這兩大因素，我決定借自己獲得諾貝爾獎契機，對這三大期刊提出質疑和批判，并希望能對學界有所啟示。

　　文匯報：有觀點質疑，您已獲得了諾貝爾獎，因此可以公開“抵制”三大核心期刊。而對于大多數青年科學家而言，他們仍需要借助這類期刊來增加其學術觀點的傳播力，您怎樣看待上述觀點？

　　謝克曼：事實上，我已經被上述問題困擾多年。如果我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那么我人微言輕，也沒人肯聽我的。

　　當我還是一名科學刊物編輯時，我們的刊物拒絕一切廣告。在選取文章時，我只考慮論文質量，從來不考慮文章的篇數和篇幅，更不會去理睬什么影響因子。我曾這樣身體力行多年，但一直沒人理解。直到我獲得了諾貝爾獎。是的，我現在擁有極高的科學聲譽，幾乎已經站到了自己所在領域的最高點。我也承認，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也曾向這三大期刊投稿。所以，很多人罵我是“偽君子”、“變色龍”，我能理解他們的批評。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糾纏于個人感情，而是必須對這種狀況叫停！我們不能再讓青年科學家淪為可憐的受害者，用他們的青春和血汗去飼養一頭無法駕馭的“科學猛獸”。在功成名就的科學家中，必須有人站出來大喝一聲：停止吧，一切都夠了！必須有人站出來，打破這個不合理的科研評價制度，讓年輕學者不再像其長輩那樣淪為這種制度的“受害者”。

　　最關鍵的是，我已經不需要借助這些期刊來抬高自己的學術聲譽，我可以更自由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借助我的學術影響和聲譽，幫助那些青年學者以更合理、公正的方式，獲得本應屬于他們的工作。這也并非我一個人的事業，很多位學界泰斗都應該投身其中。我們還要告訴世界，這些披著華麗外衣的科學專業期刊，并沒有以合適形式來選取論文。盡管這些期刊編輯被稱作專業人士，被視作在科研領域中學有所長的前輩，但我卻質疑他們的判斷能力，因為他們中大部分人已經很長時間脫離科研一線，有的20多年沒有從事科學研究；有的10多年沒有進過實驗室。依靠這樣的“專業人士”來選文章，我認為是極為謬誤的。

　　我想再次重申，我所做的，只不過是站在一個老科學家的角度，希望憑一己之力，幫助那些科學界年輕學者，因為他們才是這個制度和體系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