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優秀人才的選拔機制決定執政黨的前途命運

　　一個政黨能吸納最優秀的人才擔任執政骨干，就能保證黨的政策的實施和政治綱領的實現。反之，這個政黨的政治目標不僅不能實現，而且令自己失去正義者形象。縱觀世界政黨執政的得失，可以發現，一個執政黨人才濟濟，事業就興旺發達；一個政黨任人唯親，風行裙帶關系，事業發展就會陷入危機，甚至喪失執政地位。

　　政黨具有“政治錄用”的功能，因而執政黨必須把發現和錄用執政骨干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西方國家是一個競爭性的政治體制，但執政黨把人才推薦到國家政府系統則有成熟的制度安排，從而為執政黨實現本黨的綱領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組織保障。美國總統由民眾選舉，但總統的候選人則由政黨推出。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總統是由美國主要政黨決定的。美國政黨領袖被美國民眾選舉為國家領導人后，諸如國務卿或國防部長等一些重要官員皆由總統提出，但須經參議院批準。這就保證了美國的執政骨干對執政黨的政治忠誠。在政黨治理下，西方國家還有比較嚴格規范的公務員選拔制度。法國國家行政學院招募學員，不僅試卷向社會公開，而且考試的結果也向社會公布，杜絕了開后門之類的事情發生。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為高效的政黨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可以說，西方國家的政務官選拔制度和公務員的考試任用制度是西方政黨運行權力的組織基礎。反觀一些大黨老黨喪失政權的案例，都可以窺見“任人唯親、買官賣官、裙帶關系”的弊端，其中以蘇共最為典型。在列寧領導下，蘇共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執政骨干。他們對黨忠誠，有實際工作經驗。在十月革命后的艱苦歲月，正是這些優秀的領導干部率領人民打敗了國內外敵人的猖狂進攻。但蘇共到了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開始清洗黨內的反對派，很多持不同政見的領導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敵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領導干部要實行代際交替，一大批年輕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蘇共在設計干部交替的制度時不僅沒有建立一套黨內民主制度，而是推出了一套“近親繁殖”的體制。蘇共官員提拔的基本路徑是：技術人員是工程師——車間主任——廠長；政府官員是辦事員——處長——局長；政工人員是團委干部——黨委干部——黨委領導。這些干部的提拔既沒有民主的程序，也沒有群眾測評的權重因素，完全是“一把手”操縱決定。據統計，蘇共中高層干部的75%以上出身于機關辦事人員，他們都沒有基層和企業工作的經歷[5](P127)。這樣的干部選拔機制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執政骨干的組織能力、思維判斷能力和群眾工作能力全面退化；二是黨內出現了一大批具有“聽話”和“圓滑”特征的領導干部。善于拍馬鉆營的領導干部大批涌入黨內，勢必把一大批有能力而富有正義感的人才擠出黨內。蘇共亡黨的教訓證明，能否建立一套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制度和機制，對執政黨長期執政和實現政治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

　　毛澤東指出，黨的路線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列寧在十月革命的前夜曾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6](P406)。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政黨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與黨內一大批優秀干部的有力領導分不開的。在革命時期，由于我們黨面臨著外部敵人的打壓和圍剿，因而上級組織和領導選用干部基本能夠堅持任人唯賢。但在執政條件下，外部的威脅已經解除，領導干部難免會以個人的“喜好”來選拔干部。因此，黨在執政條件下必須通過黨內民主機制選拔干部。世界政黨政治運行的實踐證明，健全黨內民主機制對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能提供制度化的保證，從而極大增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黨在第十六次黨代會上提出了“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的著名論斷。依據黨的十八大精神，我們黨一定要建立黨內民主的制度體系，通過“民主、公開、競爭”的機制把各種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聚集到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