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黨內腐敗和兩極分化將導致執政黨迅速垮臺

　　腐敗是執政黨的致命癌癥，而社會分配不公則會導致民怨。縱觀世界政黨政治現象，執政黨的腐敗與社會分配不公往往相互催生，引發政治動蕩。政黨官員的腐敗本身就加大了社會分配的不公，而政府官員與社會資本的聯合會進一步拉大社會分配的差距。近幾十年來，凡是政治動蕩的國家，執政黨的腐敗與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公幾乎是并存的。世界政黨治理有一個令人迷惑的現象，就是執政黨推動經濟增長之后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甚至政權的垮臺。因此，執政黨要鞏固執政地位，一定要一手抓反腐敗，一手抓社會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印度國大黨在1993年的選舉中失利，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沒能遏制腐敗和實現社會公正。印度國大黨曾經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政治集團。國大黨從執政伊始就提出縮小貧富差距，實行社會公平，并提出了“廉潔政治”的口號。但是，國大黨的改革政策過程往往是“口到而實不致”。在分配政策上，國大黨的改革成果首先是讓中產階級和大企業家受益，廣大下層群眾的生活狀況卻不能得到實際的改變。據瑞士銀行統計，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該行的外匯存款高達2.5億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財富的三分之一。在印度的農村，占全國農村人口約4.5%的地主和10%的富農仍然占據著農村75%的土地，貧苦的農民和無地的產業工人占到了農村人口的25%[7](P409-410)。在存在嚴重社會不公的同時，印度的腐敗丑聞更是層出不窮。印度國大黨執政后推行國家主導的混合經濟發展模式，實行對國家經濟的干預政策，為權力與利益的結合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印度腐敗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林承節在《印度史》一書中描繪當時的印度：“國家對私人經營活動的嚴格控制給了主管部門官員有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很快批準某項申請，也可以尋找理由拒絕批準或無限期拖延，這時有沒有賄賂往往成為決定性因素。貪婪的商人(包括外國大公司)眼睛總是盯住需要大量采買物資的主管部門和有權發包工程、有權簽訂貿易合同的部門，總是想方設法進行賄賂，或向掌權的政黨‘捐款’，或向負責官員送禮。”[8](P145)與此相適應，國大黨領袖英迪拉為籌集競選資金而開始與資本勾結，接受商人的捐款。英迪拉贏得大選后，又利用權力對為自己捐贈的人施以幫助，不僅敗壞了自己的聲譽，而且敗壞了國大黨的名聲。到了拉吉夫掌權，國大黨開始重視治理腐敗，但黨內腐敗已經積重難返。當時的國大黨黨員竟然對拉吉夫的反腐敗講話和舉措進行無聲的抵抗，百般地阻撓。印度分配上的兩極分化與政治上的腐敗墮落攪和在一起，完全喪失了民心，結果在1993年的選舉中慘敗。今天國大黨雖然重新執政，但兩極分化與嚴重腐化仍然困擾著他們。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國大黨的前途仍然岌岌可危。

　　印度國大黨在連續執政五十多年之后失去了一次政權，其教訓值得借鑒。一個有歷史傳統的政黨僅僅有崇高理想和誘人的承諾是不夠的，群眾對執政黨的選擇最終要看政治實踐的兌現程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伴隨著社會利益分化，底層群眾的不滿情緒會裹挾著對腐敗的憤怒重新選擇執政黨；用政府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大優勢，但由此產生的官商結合的腐敗對執政黨足以致命；執政黨務必把腐敗遏制在萌芽狀態，腐敗的蔓延將使執政黨陷入“真反腐敗亡黨”的難堪境地；執政黨反腐敗不僅要加強黨內的廉政建設，更要從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著手，構建一個官員想貪也不能貪的社會環境。把社會公正與管住權力結合起來，應當是印度國大黨首次丟失政權提供給我們的最珍貴的警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更加重視社會公正，更加重視反腐敗斗爭。從世界政黨興衰成敗的視野研究黨的十八大后的新舉措，有利于我們黨提高治黨理政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