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價格改革推進到當前一步，很多領域要付的成本就是用錢來‘買’機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榮譽理事長張卓元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現在經濟改革的重點是政府改革，而穩中求進的關鍵點則是穩增長、穩物價。此外，當前的經濟下行可謂是2004-2007年經濟過熱和2009年刺激過度的一種自發式平衡，結合改革的大背景和“穩中求進”總體精神，經濟增長的容忍度設為7%左右并無問題。

　　穩物價是關鍵經濟增速7%左右無礙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一季度的經濟下行壓力，接下來是否可以考慮出臺穩增長措施？

　　張卓元：當前出現的經濟下行是預期中的。我們知道，2004-2007年經濟一直過熱，2009年又刺激過度，然而在經濟大起之后一直沒有大落來平衡，最多只是增速稍微放緩，這糾正不了原有的問題。導致的結果是，“中病”沒有治好，一下轉為慢性病。

　　因此，從糾正過去問題的角度看，經濟下行是必然，將經濟增長的容忍度設為7%左右并無問題。如果此時采取某些保增長措施，一定要避免重走老路，不能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措施，必須避免大量注水擴大投資等。

　　但據我了解，現在有的地方仍在不斷批項目，增加投資，然后以銀行信貸來支撐，這無非是把矛盾后移，令人擔心。

　　中國證券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提了多年，難點在哪？

　　張卓元：轉方式“轉而不變”困局的主因在于體制和機制。我們知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實現由主要依靠資金和自然資源支撐的經濟增長，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技術進步支撐的經濟增長轉變，實現由資源—產品—廢棄物流程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循環型經濟轉變。這么好的理念為何難以推進？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現行財稅、價格等體制，刺激各地熱衷于工業立市和外延式經濟擴張。具體表現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權力廉價獲得農民土地；二是水資源浪費嚴重；三是能源價格低廉；四是礦產品價格低廉。正是這種資源價格低、環境約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證券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經濟增長的定調讓我們似曾相識。1987年你就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如何理解二者的異同？

　　張卓元：“穩中求進”的含義更寬了，過去指的是改革發展，現在則包括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含義。這很好理解，只有社會穩定了，才能做其他事情。經濟要穩中求進，社會更要穩中求進。也可以這么說，經濟穩中求進是社會穩中求進的基礎，社會穩中求進則是經濟穩中求進的前提，經濟穩中求進的關鍵點則是穩物價。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價格改革與通脹間的關系？如今的影子銀行和熱錢等，在以往要么不存在，要么影響甚微，和以往比，我們管理通脹的思路應有何轉變？

　　張卓元：相對于低生活水平來說，要理順價格，必然會抬升價格。因此，價格改革帶來的漲價對通脹會有影響，但政府可以通過對低收入群體發放補貼的方式減少影響。

　　價格改革與通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互動關系。根據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的估算，若物價上漲超過兩位數，其主要是受貨幣發行因素影響；若物價上漲在百分之五六以下，則更可能受理順價格關系的因素影響，且這一影響對物價上漲的貢獻大概在3%左右。當然，現在情況較之以往有了很多變化，有興趣者不妨去做一下類似的研究。

　　管理通脹的新思路事實上已經體現，那就是調控決策部門不能光看金融業表內業務，也要看表外業務。可能更能說明情況的指標是社會融資總量，而非新增貸款額。

　　中國證券報：以前你曾主張6%左右通脹率和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較好的結合點，現在呢？

　　張卓元：那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此一時彼一時，如今環境已發生數個方面變化：一是中國經濟整體塊頭大了，批一兩個項目對經濟拉動根本不起效果，過去改革的紅利、人口的紅利很多，而且過去可以低成本擴張、環境污染，現在都不現實了；二是過去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能源價格都很低，商品出口很大程度是低價傾銷的結果，現在也都不可能了。

　　現在來看，3%左右的物價上漲率、7%左右的經濟增速可以接受，也有望維持一段時間，因為現在我們還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當然，未來隨著經濟發展體量的增大，經濟增速難免下滑，此時3%的通脹率就稍顯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