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對緬柬老泰及文萊的安全合作

　　日本對上列五國的安全合作以加強雙邊關系為主，具有為整合東盟集團對日立場“提攜后進”的意義。

　　1.同步推進對緬甸經濟與安全合作

　　對蘊藏巨大商機、戰略位置重要的緬甸，安倍繼承野田政府恢復日元貸款、大力促進日企進軍緬甸的經濟合作政策，同步推進安全合作。2013年10月，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訓練艦首次停靠仰光港，兩國軍方進行了交流。兩個月后，安倍向吳登盛總統表示，決定為建設緬甸鐵路、上下水道和灌溉網等四個項目提供６３２億日元貸款，進一步促進“防務當局之間的合作交流”。[36]針對中韓早期參與緬甸經濟開發的優勢，安倍支持日企聯手進軍緬甸市場，在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過程中，引導緬甸進行海上安全合作，加強在緬甸戰略要地的存在。同時在政治上對朝野雙方兩面下注，“支援緬甸民主化”。

　　2.拉攏柬埔寨和老撾

　　2013年11月16～17日，“為了防止兩國完全倒向中國”，安倍把兩個“親中國”作為遍訪東盟的最后兩站，分別舉行首腦會談并發表了所謂共同聲明。[37]安倍主談三個議題：（1）向兩國提出派自衛隊支援清除戰爭時期遺留的地雷和啞彈。兩國總理分別對該建議的“重要性”“予以確認”、“共有認識”，均未接受自衛隊前去掃雷，柬方同意日本幫助其培養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人員。（2）安倍希望與兩國建立“2+2”框架，日柬首腦同意“充分利用兩國外交與國防當局間的協商”，促進“支援能力建設”等兩國防衛當局間的合作，日老首腦圍繞“追求外交與防務當局的安全保障（PM）對話達成一致”。（3）安倍敦促兩國在“南海問題”上合作，日柬“希望早日締結在南海有利于有效解決爭端的有實效的行為準則”；日老“希望早日締結有利于切實保障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的行為準則”。[38]首相隨行者向記者吹風：“曾經反對在東盟系列會議上提出南海問題的柬埔寨，在兩國首腦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明確寫入早日締結中國持消極態度的‘行為準則’，是此次外訪的最大成果”。[39]媒體聞風而動，共同社說，日柬共同聲明的主要內容“被認為是針對擴大海洋活動的中國”；[40]《讀賣新聞》斷言，安倍承諾向老撾提供90億日元的貸款，“兩國首腦加強合作與中國對抗”。[41]然而，外務省公布的兩份“共同聲明”皆為自編的“首腦會談主要成果總結”，不但沒有“聯手抗中”的表述，而且證明安倍與兩國建立“2+2”框架的建議并未落實。12月15日，安倍再次與柬老總理會談。安倍向通邢承諾提供約100億日元貸款用于老撾基礎設施建設，力促老撾與日本建立“安全保障對話”框架；[42]對洪森表示新增三個援助項目提，供總額１３８億日元貸款，雙方還簽署了3份無償資金合作文件。[43]在過去13年間沒有日本首相訪問柬老的情況下，安倍一再加大投入爭取兩國，力促安全合作不留死角。此外，安倍還向文萊國王提出加強能源合作與防務對話的希望[44]，而對政局持續動蕩的泰國則幾乎“零”投入。[45]

　　安倍對柬、老、緬三國不惜投入巨資促進經濟與安全合作，普及“2+2”框架，力圖在各國與中國之間打入楔子，用經濟援助拓展日本經濟的發展空間，換取各國支持日本對抗中國，不能不使與中國保持長期友好關系的多數國家提高警惕。

　　（四）日本對東盟集團的安全合作

　　安倍在深化雙邊合作的同時，試圖與東盟建立“10+1”綜合安全合作框架。安倍告誡阿基諾三世：“所有相關國家應該謹慎采取單方面的行動”，應該“明確本國主張在國際法上的根據”，今后日菲要在東盟系列峰會上繼續加強雙邊合作；[46]對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強調：“東盟的整體性比什么都重要，日本支持東盟的活動”；[47]安倍在“日本與東盟”峰會上表明立場：“強烈希望根據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東盟保持整體應對，以此作為日本與東盟繼續進行合作的共通課題”。[48]即，在確保雙邊安全合作的同時，安倍勸告菲越不要在“南海問題”上單獨行動，希望其作為日本撼動東盟的“戰略支點”發揮作用，旨在把干預南海爭議作為日本與東盟繼續合作的“共通課題”，利用東盟制衡中國。

　　借美日同盟之威拉東盟構建網絡安全合作架構。2013年5月，美日舉行共同應對網絡攻擊的政策磋商，討論合作主導制定對網絡攻擊“行使自衛權”的國際規則。[49]安倍不失時機決定向東盟提供“維護網絡安全的技術援助”。9月，東盟各國信息通信部門的負責人應邀齊聚東京，舉行有關網絡安全合作的“部長政策會議”。會議發表共同聲明稱：共同應對網絡攻擊的威脅，在開發檢查病毒感染的預警系統等方面與日本合作。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已向日方提供了“網絡攻擊觀察數據”，今后將擴展到東盟十國。[50]日本媒體極力渲染“美國主張受到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的莫大危害”[51]，顯然，這是安倍以中國為假想敵利用網絡安全合作構筑“中國包圍網”的新攻勢。

　　利用“日本與東盟”特別首腦會議，在中國周邊建立“統一陣線”。會前會后，安倍分別同東盟七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談并接見泰國副總理，在所有會談中與對方討論南海及中國設定防空識別區問題，“表明日本立場”，公然挑撥離間各國與中國的關系，但只有菲律賓積極回應。安倍企圖通過與東盟發布共同聲明，在“海洋安全”特別是防空識別區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對“試圖限制以自由飛行為基礎的國際航空秩序”表示“強烈擔憂”，但由于老柬兩國提出異議，最終刪除了日本希望寫入的“安全保障上的威脅”。[52]結果，安倍只好在會后的記者會上獨自譴責中國，聲稱“東盟首腦也對采取單方面改變東海南海現狀的行為動向共有憂慮”。

　　上述動向表明，東盟集團在安倍政府對外安全合作政策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日本要在南海爭議問題上與東盟聯手應對中國；以提供技術援助為介質，與東盟建立“網絡安全合作”框架；以“空域安全”為抓手，與東盟結成“統一陣線”，惡化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

　　以上四個層次的剖析表明，日本不惜人力物力，通過多種路徑拉攏東盟各國強化安全合作，并且努力將合作關系提升、固化為“2+2”或“3+3”合作框架，為實現領導東盟的目標不遺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