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論壇：您如何看待中國權力分配制衡機制與反腐敗的關系？

　　李成：腐敗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西方民主國家、東方民主國家，都存在著腐敗。問題在于，中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當中經濟突飛猛進，發展迅速也是歷史上罕見的，這一過程中很令人遺憾的是，反腐機制尤其是法治建設沒有跟上。當然這種權力的膨脹和腐敗并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在很多國家都發生過，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即很多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法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實際上法律不僅保護窮人，也保護富人，還保護既得利益者，但是奇怪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們長期以來沒有足夠意識到這一點，直到最近才意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其實任何一個國家建立法治都需要時間，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包括英國歷經了數百年才建立起了法治的國家。相比起來，中國在時間上可能會短一些，但目前來看還沒有什么突破性的進展。

　　外界的批評也并非全無道理。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第一點，中國制度化的變化更多的是行政的分權，或者其他領域的分權，而不是真正意義上來發展法治和民主的建設，盡管中國的法制建設在過去二、三十年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并沒有一個根本性的轉折，也就是說民眾對法律真正有信心了，這一點目前還沒有實現。換句話說，司法獨立這一點還沒有做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巡視法庭這樣一個概念，也就是說在地方31個省之上有一個跨區域的法庭，這一點若能貫徹，將是中國走向司法獨立的很大一步。另外，像黨內差額選舉，包括中央委員會的差額選舉，以及任期制、回避制等等，這些都是分權和防止腐敗的途徑。

　　第二個問題則是在黨內選舉方面。差額選舉從1987年的十三大實施以來，可以看到落選的很多官員中，很多都是最高領導人青睞、想要提拔的人，但是因為沒有通過中國政治制度中循序漸進的提拔程序而遭到了淘汰，這一點也反映了中國政治權力制衡的一種形式。

　　另外，談到反腐敗，就不得不提紀委的作用，紀委的機制也是對權力的一種限制，問題是現在這種限制并沒有完全發揮作用，所以現在提出紀委要有一定的獨立性，可以看作是朝這方面努力的一步。但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手段，更多的還是要依靠法制建設的發展，否則可能就是政法委權力下降了、紀委權力上漲了，還是會造成權力的濫用。這就是王岐山提到的，現在只是治標，是為了給治本創造條件和贏得時間。

　　人民論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頭設立的一系列領導小組（委員會），以推動改革進一步深化。若從權力制衡機制的建設視角出發，您怎樣看待這些舉措？

　　李成：理解這個問題，還是要圍繞集體領導，中國的集體領導體制已經在不斷地成熟，這種成熟也表現在領導人要以集體領導的體制和機制，更好地推進政策而不是限制政策的落實。正是因為這樣，才要采取設立領導小組的方式來解決最高領導人權力受限很厲害的問題，否則什么都推進不了。

　　集體領導或權力制衡總有一些不利之處，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這種矛盾，在西方是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在中國主要是集體領導之間的，從而使得很多政策貫徹不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西方的總統還是中國的總書記都一定會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的集體領導本身的制度化建設發展很快，正因為這種快才需要通過建立各種新的決策機制來避免集體領導體制負面限制，從而推動政策的有效執行。這并不是要完全擺脫集體領導，它恰恰反映了中國政治發展在不斷尋求一種“最好”的平衡，即集體領導的制衡與政策的果斷推進之間的平衡。因為弄不好就會造成國家治理和政策無法落實的僵局，像美國政治中就有很多僵持，最明顯的就是最近兩年，這種僵持到了一種白熱化的地步，直接導致了政府癱瘓而不是有效的治理。

　　中國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過去一些年來政治治理為什么沒有做好，原因往往是官僚體制內的消耗使得政策難以有效推出和落實，而現在正是在過去失敗的或不盡人意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嘗試，這些嘗試會帶來很多的探索和變化，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這是中國的權力制衡機制在大變革時代既有挑戰又懷希望的新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