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非傳統的安全構成觀

　　人們都知道，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重視和強調，促進了非傳統安全觀的形成和發展，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到，一旦不再單獨論述和強調傳統安全問題，而是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結合起來講傳統安全問題，那么這種對傳統安全問題的論述所體現出來的也就不再是傳統安全觀，而是非傳統安全觀。因此，在2002年形成非傳統安全觀后，中國官方雖然依然講到許多傳統安全問題，但這絕不說明它既有非傳統安全觀，又有傳統安全觀，恰恰說明中國官方秉持的是一種比較完善的非傳統安全觀，即把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綜合考慮的非傳統安全觀。這就是說，傳統安全觀是一種僅僅關注和強調傳統安全問題的安全觀，而非傳統安全觀特別是一種好的非傳統安全觀，則是綜合考慮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安全觀。中國官方2002年之后的安全觀，就是這樣一種把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綜合起來統一思謀的非傳統安全觀。因此，在前三部分從“史”的經度梳理中國官方非傳統安全觀歷史形成的基礎上，本文后三部分再根據十年前在中國首部《國家安全學》中確立且十多年來不斷得以充實發展的國家安全學理框架和研究方法，[xii]從“論”的緯度對中國官方非傳統安全觀的邏輯構成作些理論分析。這里先分析這種非傳統安全觀對安全構成要素的非傳統認知。

　　從2002年非傳統安全觀正式形成，到2013年底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圍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最新論述，中國官方十多年來論及的安全構成要素，既有傳統要素，也有非傳統要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非傳統安全構成要素被論述的越來越多。

　　雖然2002年《中國關于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和中共十六大報告，都既涉及了傳統安全構成要素，也涉及了非傳統安全構成要素，但明確把傳統安全要素與非傳統安全要素放在一起綜合論述的，則是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簡稱《能力決定》）。這一決定不僅依次涉及“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國防安全”等7個不同類型和不同層級上的安全構成要素，而且集中強調“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xiii]這里的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無疑是傳統安全觀一直非常重視的傳統安全構成要素，因而是最純粹的傳統安全要素。與此不同，經濟安全雖然只有當代非傳統安全觀才給予特別重視和強調，但它本身卻是傳統安全構成要素，不是非傳統安全構成要素。與此相似，公共安全、人民安全，以及作為人民安全直接構成要素和國家安全次級構成要素的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財產安全，也都是非傳統安全觀才特別重視和強調的傳統安全要素。只有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才是最純粹的非傳統安全要素，是非傳統安全觀才可能給予重視和強調的非傳統安全要素。《能力決定》對這些不同安全要素的闡述或強調，表明中共中央非傳統安全觀在安全要素認知上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第一，中共中央在此明確把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這樣的非傳統安全構成要素納入了自己的安全視野。第二，明確強調了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國民安全這樣一些只有當代非傳統安全觀才給予特別重視和強調的傳統安全構成要素。第三，對傳統安全要素與非傳統安全要素給予統一的綜合考慮和系統思考，而不是只講非傳統安全要素而舍棄傳統安全要素。

　　此后，從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和諧決定》，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和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再到2013年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論及的國家安全構成要素在不斷擴展和豐富，除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這4個基本的一級構成要素外，還涉及國民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資源安全等其他的國家安全一級構成要素，以及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更加多樣復雜的國家安全次級構成要素。例如，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不僅比歷次代表大會《報告》更多地論到“安全”和“國家安全”，而且涉及安全的領域進一步擴大，依次包括食品安全、藥品安全、信息安全、糧食安全、公共安全、企業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財產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發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網絡空間安全、國際安全、軍事安全、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xiv]從而顯示出一種綜合考慮傳統安全要素和非傳統安全要素的非傳統安全觀。[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