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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百年城鄉關系的兩極性衍化

2014-04-19 12: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有話說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任吉東

  與西方近代化早期開啟的城鄉分離體制不同,中國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具有非常明顯的一體化特征。中國多數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經濟而是軍事和政治功能的特質導致城市的消費性往往大于生產性,使得雖然城市依附于鄉村并對鄉村經濟產生推動力,但其非經濟屬性所派生的寄生性,并沒有充分發揮推動社會經濟進步的作用,而僅僅發揮調劑和補充的功能。相對應的,鄉村社會經濟自身以小農生產為依托,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作為世代相傳的內陸經濟結構,形成一種自給自足的簡單復制與循環發展模式,無法為城市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源和保障力,農業“余糧率”直接制約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城鄉關系因此被維系在自然經濟體系之中,形成一種城市作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統治鄉村,在經濟上依賴于鄉村并剝削鄉村,而鄉村作為城市的經濟腹地,在政治上依附城市,經濟上制約城市的互為依存的低水平城鄉模式。

  因此,直到明清,雖然城市和鄉村的商品生產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卻始終未能破繭成蝶,跨入工業化的階段。城鄉之間也沒有呈現出界限分明的鴻溝和藩籬,城市與鄉村相比較而言并沒有絕對優勢,社會生活、精神文化沒有明顯的優越感和特殊性。正如學者所普遍認為的那樣,“直至19世紀,處于不同的地理區域,行政管理、商業經營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鄉村,呈現出一片和諧相融的景象,尤其在社會文化方面,城鄉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和鮮明的對照。”這種狀態被稱為城鄉連續統一體。

  兩極化態勢:中國近代城鄉關系衍化

  近代以降,隨著西風歐雨的侵蝕,中國傳統城鄉自身的發展軌跡被外力打斷。隨著沿海城市的開埠、對外貿易的開放,中國城鄉被卷入國際市場的驚濤駭浪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與此相關的農副產品和進出口加工業,繼而與之相配套的近代工業、金融業和交通工具的變革,社會經濟隨之步入轉型,而城市與鄉村都在其中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各自相應的角色。

  在這種劃時代的變革中,城市無可避免地遭受到第一波的沖擊,尤其是沿海的上海、天津等開埠通商城市,其經濟功能得到迅速增強且轉變為主要功能,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解構重組,城市規模超常擴展,很快躍升為空間范圍大小不一的區域經濟中心,從而啟動了中國近代城市化歷程。而這種沖擊波也沿著城市所屬腹地向鄉村延伸,導致鄉村社會發生巨變:與城市經濟聯系緊密的作物種植面積日益增加,農產品商品率逐漸提高,一些專業性排他性生產區域逐步形成,家庭手工業也面臨分裂或重組,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開始轉向以商為用的市場經濟,從而動搖了維系傳統城鄉關系的基本柱石。

  一方面,城鄉之間的依存性與互補性日益加強。城市貿易改變了鄉村傳統的農業生產結構,使得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對城市依賴性有所增強;而城市人口的劇增和工商業的振興,又使得城市增大了對鄉村工業原料、勞動力、資金等方面的需求度,這種雙向的需求增加了城鄉之間物流、人流、資金流的互通頻率和規模,兩者也由傳統的依附和剝削關系轉化為市場交換關系。這種關系的轉化不僅帶來鄉村產業的改良和城市功能的改善,而且很大程度上帶來“人”的轉變,即“工商業發達形成的社會秩序、政府服務、個人安全和自由使農民擺脫了以鄰為壑和對上司的依附狀態”,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社會階層和人際關系,這既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內在之意,也是城鄉關系發展的終極目標。

  另一方面,城鄉之間的差別性與對立性愈發明顯。城市雖然在主要功能上有所轉變,但是東方封建性所遺留的超經濟強制特性以及近代以來西方殖民性所固有的原始積累掠奪特質,使得“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鄉村并沒有在城市化所帶來的生產結構、生產技術和方式等轉變所形成的強大拉力下獲得本質上的發展動力,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廉價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地,致使鄉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業破產,無法形成對城市發展應有的支持力量。

  互動化進程:城市化與城鄉關系演變

  從理論上講,城市化與城鄉關系應該是一種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資源互補、生態共存可以實現發展變遷上的互動共進關系,近代以來的城市化進程也部分地增加了城鄉之間的聯系和互動,從而也反過來有限地促進了城市化的局部發展。但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產生是在一種非自然狀態下的基因突變,導致這種基因突變的誘因不是主要來自于中國社會內部正常的社會經濟發展,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些在經濟和政治上掌控著世界擴張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外在干預,這種強大的外力刺激與內力積壓的雙重作用,使得某些占據區位優勢的城市率先獲得超前發展,從而引發區域城鄉關系的變化,帶動了社會經濟的多米諾效應,卻并沒有從根本和全局上解決城鄉發展的內在協同機制和外在空間均衡。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背景之下,近代中國城鄉呈現出地區差異性和關系多維性,造成城市畸榮與鄉村凋敝并存,自然經濟與資本市場共生,而中國固有的區域社會經濟失衡并沒有因城鄉發展而趨于緩和,而是愈發嚴重,城市化進程也因先天不足而難以為繼,導致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中,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5個百分點的增長,從而形成城鄉雙重滯緩的局面。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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