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依然重要，但理念可以創新

　　文匯報：盡管是一個全球層面的行動綱領，但HUL計劃還是為中國制定了具體“路線圖”，能否圈點一下HUL計劃在中國的具體化情況？

　　吳瑞梵：UNESCO十分注重新的保護綱領的全球適用性，所以HUL計劃只是一個國際性指導方針，需要參與這項計劃的成員國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細節。HUL計劃在中國、在非洲、在澳大利亞、在拉美國家的具體落實就完全不同。HUL計劃在中國試點實施以前，展示一個歐洲的案例給中國是毫無意義的。我們要首先深入考察中國的實際情況，才能具體制定出符合中國的HUL計劃。

　　具體而言，第一步，我們要圍繞中國的大背景詮釋HUL計劃——中國在建筑保護、在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方面具有悠久的傳統，這些都要與HUL計劃的框架協作；第二步，城市保護的根本目的還是在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而不是劃定更多“主題公園”；第三步；我們要依靠法律、法規、獎懲機制、規劃設計手段等工具制定中國的具體推進措施。

　　文匯報：HUL計劃在中國篩選了北京、蘇州和同里、都江堰、杭州、上海、揚州、澳門、廣州等地作為試點城市，篩選的標準是什么？

　　吳瑞梵：篩選試點城市的工作主要由UNESCO委任的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負責，并與中國的相關機構合作。在中國，我們很好地借助了同濟大學與很多城市的良好聯系。

　　試點的城市必須有多樣性，如果選擇的城市過于單一，則實踐結果也會單一。我們在中國選擇的試點城市各不相同：有些城市的世界遺產已經遭到破壞；有些城市還在快速發展中；有些沒有世界遺產；還有些城市就是典型的“主題公園”式保護，有良好的保護區域但失去了真實性，大部分當地居民已經離開，僅有的居民也是從事販賣飲料、經營餐館和歌舞表演等與旅游業密切相關的活動，這已經不是完全反映真正的生活。

　　因此，我們挑選條件各不相同的城市試點HUL計劃，中國太大，無法通過一個單一的城市來捕捉其整體。于是我們選擇的城市分布在中國不同的區域，有東南沿海城市，有北京這樣的重要城市，也有內陸城市。

　　文匯報：HUL計劃在中國最關鍵的是哪個步驟？

　　吳瑞梵：HUL計劃在中國的一些基礎性步驟是確定本土特征，也即通過充分論證，確定某個城市無論如何發展也不能丟失的特征是什么。最關鍵一步是：將城市遺產價值和它們的脆弱性納入更廣泛的城市發展框架，這一框架應標明在規劃、設計和實施開發項目時需要特別注意的遺產敏感區域。這一步是保護城市特征，處理城市中的文化遺產價值與城市發展如何整合的問題。很多城市，包括中國的城市，管理者熱衷于制定城市發展的宏偉藍圖，而具體規劃時又僅僅解決具體問題——車多建高速路，人多建住宅區。這種技術層面的規劃實踐并沒有幫助當地人文層面豐富起來。城市規劃者還是欠缺對本土文化的重視。

　　現在中國城市的問題是“千城一面”，我在北京、成都和廣州等完全屬于不同地區的城市看到了差不多的城市面貌。中國很多城市已經喪失了曾經有過的鮮明特征，而這就是過去二三十年間發生的事情。在我看來這些城市的特征并非是逐漸喪失的，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突然被套用了一種城市規劃模式，于是整個城市的風格突然變了，城市突然變得雷同。

　　因此，在中國最關鍵的是，給城市提供可供選擇的發展建議，盡可能將技術層面的活動和文化層面的需求結合起來，使城市維持發展的同時不失其特征。

　　文匯報：與其他國家相比，HUL計劃在中國推進的情況如何？

　　吳瑞梵：澳大利亞是第一個簽署HUL項目的國家，第一個簽署的城市在維多利亞州一個以黃金礦業聞名的小鎮Ballarat。當地長期以來具有很好的城鎮建筑保護傳統。澳大利亞歷史上的土地擁有者幾個世紀以來保存了傳統的城市遺產，但過去的城市保護并未關注這些遺產。這里很多19世紀西部與金礦產業密切相關的城鎮保存著很好的西方傳統，也有自己的一套保護思路，他們原初的看法就是城市保護并非一定和建筑相關，而是應該和景觀相關。這種本土思路和HUL的思路很契合。

　　我們制定HUL計劃來更好地理解和欣賞景觀，并將“景觀”這個理念介紹給更多城市保護者。但這種理念如何融入城市的發展中呢？在中國，往往關注技術層面的規劃而忽略景觀的重要特征，忽略當地人對于景觀的看法和情感。我們希望新的保護方針可以讓更廣泛的人群，尤其是當地人參與城市規劃。試點城市在執行HUL計劃之前也要做好準備，一旦允許不同的人參與，那么就要事先準備好相應的決策架構，鼓勵人們直抒胸臆。現在是時候允許更多人就城市規劃反映和發表意見了。全球化進程、互聯網和新型社交媒體的發展會促進世界的變化，對城市保護的官員、專家等而言，可以多思考一下，如何適應變化。

　　文匯報：19世紀奧地利城市規劃師西特講過，我們的確不能否認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在城市規劃中的重要性。對世界城市規劃發展影響深遠的簡·雅各布斯也在1961年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出，對于城市未來最重要的規劃指引應該是社會學，而不是城市規劃學，更不是城市經濟學。但在當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意見似乎很難參與到城市規劃中。您認為城市規劃怎樣才能吸收融合各學科的智慧？

　　吳瑞梵：多學科參與的確是個值得探索的方向。我們試圖尋找城市規劃、建筑、地理、氣候等不同學科的專家，聽聽他們各自如何審視世界。HUL計劃本身就反映了整合的方式和全局的眼光。過去我們都是被訓練成專家，耕耘在特定專業，專才在當下確實仍然重要，但是我們的確需要稍微改變工作方式，專業素養以外，開放心態也很重要。現在這個時代，人們相互聯系和交流的方式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多元。人們應該更注重人和人之間的網絡關系，從而從自身出發再進行知識的整合。這是新一代學者需要培養的能力，而不再是夜以繼日地閉門造車。21世紀的創新應該是各領域知識聯合后的再創造。

　　文匯報：如何協調城市景觀保護和中國快速城鎮化之間的矛盾？HUL在其中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吳瑞梵：文化遺產保護如何處理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很多人關心。有人認為，現在是不是干脆直接放棄保護呢？城市放棄保護只談發展是不是更好？我的解釋是，保護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在現代社會，創新并不缺乏，但是保護卻鮮有人關注。保護還是重要的，但是理念可以創新。過去藝術家錄唱片需要找一家唱片公司簽署合同，但合同又會限制藝術家的風格。所以藝術家們開始利用社會媒介來擴大知名度和經費來源，也成功找到了很多贊助方。回到我們的討論，社交媒介的新形式正在改變社會固有的模式，我們可以借鑒的是，如何利用這些技術創新來重新衡量遺產保護的古老問題，比如，尋找籌措資金的新模式。美國在這方面進行了很多創新，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政府在城市遺產保護中投入的資金很有限，迫使保護者轉變思路從更廣泛的外界尋找資助。我并非贊同他們所有的做法，但是有很多值得保護經費來源單一的中國學習。

　　很多城市保護者還是十分保守的，依然過度注重遺跡、紀念物等的保護，依賴官方經費。城市保護也需要借鑒靈活的藝術家思路，跳出既定框架，去思考資金籌措的多元途徑，而不是只考慮如何去保護某一個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