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消失

　　為什么在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后，很長時間里效果并不明顯？原因是，在人口紅利仍然存在的發展階段，驅動經濟增長的傳統源泉仍然強勁，尚能夠支撐較高的增長速度，所以，在一定時期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還不是性命攸關的。在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們得益于優越的人口條件，獲得了所謂的“人口紅利”。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比重不斷提高、勞動力供給充足也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再加上中國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擴招等辦法提高了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人力資本也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這固然是人口紅利的表現，但還不是全部。

　　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積累，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重達60%至70%。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因素也為物質資本積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過去中國通過資本積累來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主要依賴兩點：第一，能否實現高儲蓄率并把經濟增長中的剩余積累起來變成投資，變成真正的資本形成。如果社會負擔重，上養老下撫小，這部分資本剩余比率就會很低。反之，中國長期人口撫養比呈下降趨勢，負擔輕，所以成就了中國幾十年來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第二，投資能否帶來回報決定了高儲蓄率能否轉化為實際資本投資。西方國家資本富余，但為什么沒有保持高速增長？因為雖然資本充裕，但如果勞動力短缺，即使不斷投入資本，報酬還是遞減的，不會帶來高回報率。所以它們的經濟增長都只能靠技術進步、靠生產率的提高。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積累了多少資本都會有對應的勞動力投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合理，不會出現報酬遞減現象，所以中國過去一直資本回報率非常高。

　　此外，促進經濟發展的另一個要素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提高有很大一部分是把勞動力的存量進行重新配置。最典型的是把農村人口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即勞動力大規模的地區轉移和產業轉移，從而得到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見，幾乎整個經濟增長過程都與人口密切相關，上述因素相加，就是人口紅利。

　　然而，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種人口紅利終究要式微乃至消失。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發達國家數百年經歷的人口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至少在過去的20年，中國生育率一直處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最近這幾年更低，一般認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4。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低于剔除最不發達國家之后的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2.5），也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6）。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即使考慮到實行了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充其量也只能提高到1.6左右。這最終必然導致人口結構的變化。2010年我國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一出來，我們就開始分析，結果發現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絕對減少，2012年一下子減少了345萬，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今后將繼續減少下去。

　　人口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幾個重要的影響。首先看到的是勞動力短缺現象。自2004年從珠江三角州地區發生民工荒以來，勞動力短缺現象愈演愈烈，至今已經形成揮之不去的一個企業經營難題，即招工難。官方調查顯示，崗位數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到2013年第四季度已經達到1.10，即崗位數超過求職人數。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必然導致工資上漲。不僅農民工工資在2004年以后每年以12%的實際水平提高，制造業、建筑業以及農業中工資都迅速提高。按照發展經濟學的定義，這種現象標志著中國已經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關于我最初做出的這個判斷，在中國內外一直都有爭論，現在贊成我的人越來越多，不僅因為證據越來越明顯，而且因為其政策涵義也日益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