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鑒于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對許多國家經濟的影響，國外政界和經濟學界都很關心中國未來將以怎樣的速度實現經濟增長。是不是中國經濟從此一路減速，將其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作用讓位于人口更加年輕的經濟體，例如“薄荷四國”（奧尼爾按照潛在人口紅利挑選的四個值得關注的國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和土耳其）呢？我認為做這樣的判斷還為時過早。那么，中國在喪失其支撐長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味著中國經濟越來越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以保持長期增長。在成為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之前，或者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中國將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或者說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

　　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試圖超越潛在增長率固然不可取，從供給的角度入手提高潛在增長率卻是可行的，而且是勢在必行的選擇。國際經濟學家、觀察家和媒體報道對中國的改革有些誤解，容易產生對公眾和投資者的誤導。這類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任務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為了推動改革必然要犧牲增長速度。有的媒體上甚至稱中國的改革是“抑制增長型”的。誠然，在當前全面改革正在積極推進的同時，中國GDP增長率出現較大的下行趨勢，與長期以來10%的增長率相比不啻為大幅度降低。不過，中國長期可持續增長，可以通過改革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經濟增長，反而應該成為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新源泉。外國朋友不要寄希望于大規模的刺激方案，而應該學會適應適度放緩的中國經濟增長，更應該從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抓住自己的投資和貿易機會。

　　2013年秋季，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在2020年主要領域改革任務完成之前，中國經濟中仍然存在著諸多制度性障礙，制約著勞動力供給潛力的挖掘（如戶籍制度）、投資效率的改進（如投融資體制）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如對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歧視性待遇）。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收獲改革紅利。例如，我和同事進行的測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把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每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99個百分點。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則可以在2030年之后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15%。

　　2014年中國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旨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前述能夠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領域，恰好就是這樣的一些具有優先序，需要實現重點突破的改革領域。例如，相關的一項改革即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便是通過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和機制。由于目前農民工就業已經占到城市總就業的35%，這項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進而增加整體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達到延長人口紅利的效果。又如，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和下放審批權等改革方式，鼓勵更多非公有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通過建立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此外，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完善職工培訓制度，保持人力資本持續提高，為未來日益加速的產業結構調整準備必要的技能型工人。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無疑都能夠創造實實在在的制度紅利，顯著提高中國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潛在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