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慶市委副書記,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黨組書記 黃奇帆
內容提要：在深刻認識、把握開放規律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擴大內陸開放”。“大通道”、“大通關”、“大平臺”、“開放的產業大集群”、“投資便利化大環境”是擴大內陸開放的標志和方向。新時期擴大內陸開放，應從如下方面著力：開辟新的國際大通道，創造內陸開放的區位條件新優勢;創新大通關制度，促進內陸對外貿易便利化;優化內陸保稅(港)區功能，搭建服務內陸開放的大平臺;創新加工貿易模式，構建內陸開放型產業大集群;放寬準入門檻，打造外資投資便利化的大環境。
關鍵詞：改革開放，內陸開放，開放平臺
改革開放是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動力。30多年來，我國堅持以開放引領改革、以改革促進開放，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研究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把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深刻揭示了改革開放相輔相成、互為動力的辯證關系，描繪出改革開放有機統一的恢弘藍圖，對于我國加快完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必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一、擴大內陸開放的提出
面對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三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創新舉措。特別是，全會提出擴大內陸開放，并明確了重點任務、基本路徑、重要舉措，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開放規律性的認識更加深刻、把握更加準確。
開放之初，我國沿海和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大體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經過30多年的對外開放，東南沿海快速發展，沿海省份土地、人口雖然只占全國的13.5%和41.2%，但擁有全國87%的進出口、83%的實際利用外資、78%的對外投資。同時，由于開放程度的不協調，導致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廣袤的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
我國開放的現實狀況，讓一些人陷入了認識誤區，即認為開放是由地理區位決定的，內陸注定不如沿海開放，內陸只能跟從沿海梯度開放。這些認識過度強調先天條件，忽略后天努力；用靜止的眼光看待變化的問題，沒有認識到區位比較優勢是因時因地而變的，或沒有放眼看世界，沒看到在歐洲和北美內陸地區和沿海地區一樣開放比比皆是的案例。
開放本質上是一個市場經濟命題，其基本內涵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配置“兩種資源”，推動本國或本地生產發展、貿易擴大、人民生活改善。市場跨國配置資源要素，既需要“硬件”設施互聯互通，也需要“軟件”的制度安排來協調國家之間千差萬別的文化、規則、法制。從這個意義上講，開放既受不斷變化的區位條件的影響，也受不斷變化的制度及其背后深層次的文化和理念的影響。
（一）制度安排是決定開放的內生變量和關鍵因素
內陸要把開放搞好，就要把體制搞活。從經濟學邏輯看，正是因為沿海體制機制搞得活，才能深度參與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有效配置“兩種資源”。內陸體制不活與開放落后相互牽扯、互為因果，使得很多優勢沒發揮出來，沒能很好地利用國際資本和要素。從國際經驗看，德國地處歐洲大陸，但開放水平遠甚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沿海國家，其內陸城市如柏林、法蘭克福、慕尼黑等都是著名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瑞士、奧地利、盧森堡等內陸國家開放程度較高，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相應較高。從國內實踐看，近年來重慶市創新開放的體制機制，用實踐證明了內陸同樣可以搞好保稅（港）區，發展加工貿易以及離岸的各種服務外包，同樣可以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地引資、引智、引技，同樣可以成為口岸高地、開放高地。
（二）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是支撐開放的硬件基礎
內陸打通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的各種國際大通道，就能改變區位條件，創造出新的比較優勢。區位條件是相對的、變化的。在大航海時代前，由于沒有航海通道，沿海也不意味著擁有開放的區位優勢。相反，歷史上中原大地人便其行、貨暢其流、客商云集，開放程度比沿海高得多。在航空、鐵路快速發展的催生下，陸地和空中交通越來越便捷、便宜，國際大通道迅速改變了內陸的區位條件。油、氣管道等能源通道由西向東的走向，充分體現出內陸“近水樓臺”的優勢。進入信息時代，光纖、移動互聯等通信技術推動內陸與世界“零距離”連接。總之，內陸的區位條件已不再停留在傳統概念上。當前，內陸和沿海的區位各有各的優勢，而且就面向亞歐大陸的開放而言，內陸有顯著優勢，西部是真正的開放前沿。
針對開放中還普遍存在著不協調、不均衡的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內陸開放作出了頂層設計和系統安排，強調著力推動內陸擴大開放，補長全國開放一盤棋大格局中的“短板”，促進開放型經濟協調、均衡、可持續發展。這標志著我們黨對開放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把握這種規律性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只要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著力解決“硬件”和“軟件”的諸多問題，創造出區位條件的新優勢，激發出體制機制的新活力，就一定能使內陸和沿海沿邊同步、同等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