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義務是國家權力的直接來源

　　傳統(tǒng)的主流理論認為，公民權利決定國家權力，國家權力決定國家義務，公民權利通過國家權力中介間接決定國家義務。其實，這種國家權力決定國家義務的觀點是錯誤的。相反，國家義務才是國家權力的直接來源，而國家義務又直接源自于公民權利。

　　首先，從法哲學意義上來說，國家義務產(chǎn)生于個人利益的需求，而由此衍生出國家權力。如有學者認為，個人的要求權引發(fā)國家義務，它是國家存在的根本理由;為完成國家義務，國家需要權力。其次，從分析法學的角度來說，授權規(guī)則是寄生于義務規(guī)則(即主要規(guī)則)的次要規(guī)則，它以后者的存在為前提。再次，從社會法學的角度來說，權力的根據(jù)和來源是義務，而統(tǒng)治者的義務是為全體民眾提供公共服務。法國法學家狄驥認為，“那些統(tǒng)治者們只有出于實施他們的義務的目的，并且只有在實施其義務的范圍之內(nèi)，才能夠擁有權力。”

　　所以，從國家權力的淵源來說，只有基于因履行滿足權利需要的國家義務而衍生的國家權力，才是正當?shù)摹⒎侠硇缘摹２皇腔谶@種義務需要而存在或行使的國家權力是缺乏正當性基礎和制度維系根基的，國家義務是國家權力存在的正當性基礎。

　　如果對國家權力進一步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國家權力實質上不是權利而是義務。國家權力來源于國家義務，本質上就是國家義務，是國家義務的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雖然學界對國家權力有所謂的職權、職務、職責甚或權利等多種稱謂，但從權利與義務的不同特征來看，國家權力同樣只能是義務，不可能是權利。根據(jù)權利的構成要素，職權完全不具備權利所具有的行為選擇的自由這一特點，因為職權不能在做、不做、放棄三者中進行選擇，而只能做，否則就構成瀆職，嚴重的就構成犯罪。因此可以堅定地得出結論，國家機關、國家公職人員的職權、職務、職責不是權利，只是義務，這是必須確定的一個基本法律觀念。很明顯，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通過國家義務從源頭上進行控制，就找到了權力機車的制動閥，成為權力制約的治本之策。

　　國家義務是國家權力的直接目的

　　國家義務不僅是國家權力的直接來源，沒有國家義務就沒有國家權力，而且還是國家權力的直接目的和價值指向，它確保了國家權力運行的合法性與有效性。而國家義務又直接來自于公民權利并以之為目的，因而公民權利是國家權力的最終目的。國家義務作為國家權力的直接目的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公民主觀權利面前，“權為民所賦——權為民而用——還權于民——權為民所用”的權力/權利邏輯鏈表明，國家履行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保護和給付義務是享有國家權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行使國家權力最為直接的目的。有的學者認為，從服務關系上看，國家權力、國家義務和公民權利的關系應當是:國家將權力轉化為國家義務，通過國家義務的履行(提供服務)滿足權利的需要。只有這樣，國家權力的存在和行使才是道德的、正當?shù)摹Ｒ蚨怨駲嗬谋Ｕ献鳛檫壿嬈瘘c和最終歸宿，國家義務的履行確保了國家權力按這一預設有理、有力、有度運行。

　　第二，在客觀法面前，除了個別條款明確規(guī)定了基本權利的國家義務外，國家權力的行使本身就是國家義務的履行。比如，國家或國家機關“不得侵犯”或“不得非法干涉”是國家尊重義務的體現(xiàn);國家實行檢察監(jiān)督，進行行政、司法舉措等是國家保護義務的體現(xiàn);憲法條文對社會權的物質幫助等是國家給付義務的體現(xiàn)。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一個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公民權利具備行為選擇的自由，可以在作為、不作為和放棄之間以及如何做出這三種行為之內(nèi)進行選擇，然而國家權力卻不容選擇，只能依法去“做”，履行滿足權利需要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