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標準”

　　問：上世紀80年代你在柏林高等音樂學校學習，剛到德國時，西方音樂文化對你有哪些沖擊與啟迪？

　　答：音樂專業方面，德國教育延續了我在中國學習的知識。在德國的日子，我最大的收獲是——對任何事情都要有標準。建立標準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職業化，都是以最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最復雜的問題。在我們的行業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壞的，要么是對的，要么是錯的，千萬不可以給自己找解釋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說，“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因為……”所以這些不好的事情就應該容忍？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沒有標準。你這么做，行，他這么做，也行。誰也不愿意說，到底什么是對的、好的，講究一團和氣。當年遇到這種事，我嗓門會很大，現在年紀大了，嗓門越來越小。嗓門大，不解決問題，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好的藝術家嗓門大，好的管理者嗓門小，他們用正確的方法解決問題。我非常幸運遇到一批批極有抱負的工作伙伴。人靠團隊工作，才能完成目標。所有和我工作的團隊，我都非常感激，他們才是真正實現標準的人，給每個城市帶來不可磨滅的行業紀念碑式的貢獻。

　　問：你走遍世界音樂大國，覺得中國音樂與海外溝通，最缺失的是什么？

　　答：缺作品。有思想、能代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作品，不多。創作者不能太功利，一功利，主要任務就是賺錢去了。

　　今天的時代，不是東西文化差別、中國和外國的差別，而是各種文化互相闡述、比較影響力的時候。影響力，不在于東方、西方，中國、外國的區別，只看誰更有質量、更有前瞻性。因此，文化引領變得很重要，像現代音樂、現代創意、現代委約作品，我們和西方同行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誰更具備引領的理念，誰更有影響力。我們把中國有創意的理念和精髓帶到世界、影響世界，需要更有創意性的作品，然后才有能體現文化價值觀的演出。

　　問：有一種說法，在西方古典音樂正在沒落，在中國蓬勃發展，你認同這種觀點嗎？

　　答：在西方只有老年人聽古典音樂，這種論點有些偏激。中國人多、基數大，年輕人看起來多。同樣是30%年輕人聽古典音樂，外國十個人只有三個年輕人，中國一百個人有三十個年輕人，因此不能一概而論。我不喜歡夸張的表述，比如“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古典音樂就像所有文化一樣，屬于全人類。它發源于西方，今天在中國受到歡迎，是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在中國，各種文化平臺更大而已。

　　問：你在上海、北京、廣州分別執掌不同的樂團，如何看待三地音樂文化的差異？

　　答：北京對藝術作品包容度大，北京音樂節大型作品、大型演出很多，從首演歌劇可見一斑，《指環》四聯劇中國首演在北京。北京國際音樂節委約歌劇《白蛇傳》拿到普利策音樂大獎。上海精準度高，做事精準精細，夏季音樂節曲目多元，跨界輕松，讓市民有參與感。廣州聚集了武漢、四川、沈陽各地音樂學院畢業生，年輕人彼此學習、彼此欣賞，新作品接受度非常大。

　　問：你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民族音樂？它對你個人有否影響？

　　答：我對民族音樂一直很關注，郭文景、葉小綱、陳其鋼都創作過很好的民樂作品。上交音樂廳開幕，我們委約陳其鋼寫新作品。去年上交音樂季委約作品《度》就是大提琴和笙合作。比如馬友友，就很具代表性，馬友友和中國的笙，雙重協奏曲，講述絲綢之路的地域風情和人文風情，2015年紐約愛樂要演這個作品是上交委約而不是紐約愛樂委約的，傳遞到紐約林肯中心。不僅僅為古典音樂觀眾演出，更多是傳遞文化信息和文化理念，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換。文化誤解誤導來自于文化的不相通，別說外國人和中國人，北京和上海人溝通也可能有問題。我們貫徹一個理念，我們要利用交響樂平臺，把中華文化理念帶給全世界，不僅僅是外國形式西方形式的傳播方式。用全世界能聽懂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作用遠遠大過用別人聽不懂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在多元化世界里，確定自己的目標，什么樣的理念，必須符合更能體現中華民族價值觀的訴求。

　　至于我個人，傳統文化對我的影響來自家庭，父母、爺爺、奶奶講的傳統文化，遠遠多過在學校學習所得。坦率講，現在學校教的電腦、數學、物理，都來自國際教育通用模式。我自己對古代詩詞的認識來自家庭。我小時候上學有毛筆課、珠算課、文言文課。前一陣我每天寫小楷，真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