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鄭師渠

　　史學研究所以有不絕的魅力，端在于若攝影然：攝影者通過調整焦距可以捕捉到多側面的縱深景觀，同樣，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史家視野的拓展，史學對于歷史現(xiàn)象的認知也會愈趨深化。今天我們回眸五四運動，時有新想，是合乎邏輯的。

　　五四運動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95年前的5月4日，北京學生為抗議巴黎和會出賣中國權益，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隨著全國學生紛起響應，尤其是6月5日后上海工人加入，這場最初由學生發(fā)動的運動，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場轟轟烈烈和震驚世界的反帝愛國運動，并最終迫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上簽約。這便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當年梁啟超曾著文說，“‘五四運動’是民國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一件事。因為它那熱烈性和普遍性，的確是國民運動的標本”。它喚醒了國人，迫使列強從此不敢無視中國的民意。梁啟超所贊揚的“熱烈性和普遍性”，指的是國人高昂的愛國主義熱忱；他所謂“的確是國民運動的標本”，是認為五四運動預示中國國民運動發(fā)展到了新的階段。這種認知具有真理性。今天我們強調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發(fā)展的重要轉折點，這種判斷不僅與梁啟超的見解一脈相承，而且明顯地深化了。五四運動所高揚的愛國主義精神，也不僅具有“熱烈性和普遍性”，歷史證明它更成為了此后中華民族追求民族復興最為深刻的偉力。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說明了這一點；新中國成立后，國人戰(zhàn)天斗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使自己的祖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同樣說明了這一點。改革開放后的今天，中國已然是世界大國，但中華民族要最終實現(xiàn)自己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任重道遠，仍然有賴于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當是毫無疑義的。

　　廣義的“五四精神”不僅僅包括“科學與民主”

　　從廣義上說，“五四運動”的概念不限于指稱五四當日的運動，而與其時的新文化運動等義，故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別稱。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僅三周，《每周評論》上便發(fā)表了署名“毅”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文最早提出了“五四運動”這一名詞與“五四精神”的概念。但是，對“五四精神”最經(jīng)典的概括，卻是出自陳獨秀的“科學與民主”。胡適對此曾提出異議，以為不如概括為“一種評判的態(tài)度”。胡適的概括自有其創(chuàng)意，但它突出對傳統(tǒng)的批判，偏于消極；陳獨秀則相反，他的概括自認是新思潮的“兩大罪狀”，實則樹起了兩大旗幟，尖銳明快，更顯積極，其最終獲流行自有必然性。但這里需指出兩點：其一，在陳獨秀諸人眼里，其時所謂科學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尤其是它的研究方法，所謂民主也并未超出資產(chǎn)階級的范疇；其二，陳獨秀的概括，反映了當時對18、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理想化的理解。但實際上，隨著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日益暴露與社會階級沖突日趨尖銳，尤其是一戰(zhàn)的爆發(fā)，19世紀末以降，西方也步入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人們開始反省自身的文明，社會文化思潮因之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動。其主要取向，除馬克思主義外，便是以生命哲學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即反省現(xiàn)代性的思潮。前者強調社會制度的變革，后者則指斥機械的人生觀使人變成了理性的奴隸，其倡導科學萬能論與物質文明，更造成人們精神家園荒蕪，物欲橫流，爾虞我詐，最終導致一戰(zhàn)慘劇的發(fā)生。所以，以“科學與民主”概括“五四精神”雖云經(jīng)典，其對國人的啟蒙意義也不容置疑，但它本身卻不足以全面概括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未能反映一戰(zhàn)前后西方現(xiàn)代思潮的深刻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