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現代性思潮成為新文化運動“潛流”

　　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科學與民主”的概括不自覺地遮蔽了得益于西方現代思潮變動而形成的“五四精神”另一重要特質。追求思想解放，固然需要堅持科學反對愚昧，堅持民主反對專制，但這還不夠，說到底，它同時還有賴于個人內在的人格力量，所以陳獨秀等人又講“獨立自主之人格”與“個性的發達”。然而，因其自身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與固執于科學萬能論，簡單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情感與良知的價值，實際上卻又自我設限，使思想的鋒芒鈍化了。而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因梁啟超諸人的努力傳到了中國，并風行一時。站在新的思想支點上的梁啟超諸人明確指出：主張思想解放是對的，但須“徹底”，“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原則，不應只針對中國固有文化，同時也應當適用于西方文化，要容許青年“對于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故當重新審視中西文化，注重發展民族新文化；提倡科學也是對的，但相信科學萬能論卻不足取，故當超越機械的人生觀，“要求全人格的覺悟”，包括意志自由、個性發展與道德擔當，即精神境界的提升。反省現代性思潮實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潛流”。由于它的制衡作用，新文化運動形成了可貴的內在張力，使自己倡導思想解放的內涵愈形深刻。由此彰顯的崇尚個性與自尊的“五四精神”的另一重要特質，可以用陳寅恪的格言來概括：“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顯然，陳寅恪這里強調的不是外部的客觀條件，而是人內在的境界和尊嚴。如果我們注意到這是陳寅恪為清華紀念王國維碑撰寫的銘文中，贊揚王國維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話，他本人且同情于同屬西方反省現代性思潮的白璧德新人文主義；那么，便不難理解，此格言不僅表達了思想解放的精義，而且其命意與情懷，正體現了中西文化、現代性與反省現代性的絕妙融合。

　　對于“五四精神”的理解，僅限于“科學與民主”是不完整的。形成此種狀況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長久以來人們將梁啟超等別具個性的不同思想流派都排斥在了新文化運動之外，難免陷于偏祜。近年來，雖不乏有人提及陳寅恪的話，但也只認作后者本人的思想，而與“五四精神”無涉。以今天的認識，我以為“五四精神”的特質應當有四：“愛國主義”、“科學”、“民主”、“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彼此相輔相成。對于前面三項之重要性，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了，需要指出的是，若第四項缺失，前者便都有難以做實做大之憂。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更好地繼承五四遺產，使之助益于民族復興的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