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劉松山

　　在法理學研究中，有一個經久不衰又充滿爭議的話題，就是法律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當代中國的突出表現，就是立法與改革的關系。從現有的理論特別是政治法律實務界的認識來看，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揭示基本反映了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論，即：立法與改革關系實際就是矛盾論中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

　　首先，立法與改革天然具有內在的張力。立法是要把穩定的、成熟的社會關系上升為法，其實質“是將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主體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用通俗的話說，立法的特點是“定”，是要把某種社會關系用法的形式“定”下來。而改革有“改去”、“革除”之意，常指改革舊制度、舊事物。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和十三大報告的說法，改革就是要“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據此，改革的特點是“變”，是要將已經穩定下來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的某些社會關系“變”過去。這樣，對于同一種社會關系，在同一時期內，如果按照立法的要求，是要將它“定”下來，但如果按照改革的要求，卻要將它“變”過去，這就使得立法與改革成為一對不可調和的互相沖突的矛盾，這一情況也進一步決定了：無論是改革背景下的立法，還是立法背景下的改革，自身都蘊藏著不安定、不成熟的因素。

　　其次，立法與改革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一方面，立法是改革的重要條件。沒有立法，改革就可能缺乏制度保障和應有的動力，改革的經驗、成果就難以得到鞏固和確認，改革的實踐就可能陷于無所適從甚至胡作非為的境地，正是基于這些原因，改革初期黨的十三大報告就提出，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法制，“應興應革的事情，要盡可能用法律或者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確”，立法“必須保障建設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鞏固”。另一方面，改革對于立法而言也十分重要。沒有改革，那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社會關系就失去了立法的必要性和進步意義，立法也會缺乏所必須的經驗、基礎以及可以預見的方向。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因為有了改革，我國的法律體系才能夠與時俱進，“不斷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立法與改革的這種互為依賴、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矛盾統一性，是十分鮮明的。

　　第三，立法與改革之間存在一種平衡。立法與改革的關系，既存在如前所述的沖突，又存在一種重要的平衡。這樣，妥善處理立法與改革之間的沖突，就需要掌握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什么樣的“點”才能保證立法與改革之間的平衡呢？彭真曾經說，“法是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在改革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利益矛盾，有關的立法就是要對這些矛盾劃一個合理解決的界限作為準則。彭真這里所說的“劃杠杠”、“劃一個合理解決的界限”，就是立法與改革之間的一個平衡點。

　　當然，劃好這個界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劃好這個界限呢？針對不同時期的改革以及改革的不同方面，可能會有不同的視角和策略，彭真曾提出了兩條很有指導意義的原則：一條是需要采取民主的、多謀善斷的辦法：“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反復考慮，集中正確的意見，估計到實施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第二條，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確立這個平衡點不得同憲法和人民利益相抵觸。談到在矛盾的焦點上劃一個合理界限時，彭真說：“根據什么標準來劃？對單位、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發生的矛盾，都要在與憲法、與各族人民利益不抵觸的前提下解決。”按照彭真所提的這兩條原則，要保持立法與改革之間的平衡，就要在遵守憲法和維護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以民主的方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