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慶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龍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馮顏利
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不同法律文化、法律規范、法律制度的交流借鑒吸收與日俱增。據此，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法律全球化”理論，認為“全球化法律”是“超國家的”，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這種理論在國內也很有市場。有人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不僅各國法制趨同化，而且主權原則也必然淡化。有人強調：“現代法制的特性只能從現代性與全球化之中移植獲取，而不可能通過傳統的歷史發展生長出來。”并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法制現代化之路，再也不是以自身為量度并從自身出發的完全自主的路徑，文化傳統、民族特性等不能成為排斥通過法律移植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借口。
實際上，法律是國家意志，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哪有抽象的適用于所有社會的法律？哪有“超國家的”全球化法律？這與經濟明顯不同，經濟全球化并不必然帶來政治、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并行的是政治多極化，這是當今世界的兩大趨勢。一些人提出法律全球化、法制趨同化，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必須重視這些觀點，因為這些觀點與法制西方化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正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法學教授夏皮羅所說，當我們講法律全球化時，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是在講地球上一個很狹的、有限的和特定的法律現象……我們幾乎總會發現，我們講的全球化實際上是在講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面對洶涌而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應當冷靜思考：到底是誰在主導全球化？以什么樣的模式進行全球化？誰在全球化過程中收獲最多？毫無疑問，西方國家經濟實力強大，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并且西方法制建設歷史較長又掌握了豐富的傳播渠道，因此，這種西方經濟全球化裹挾下的法律全球化實際上是西方法律的全球化，所謂法制趨同化實際上是西方法制同化非西方法制。至于那種否定法治后進國家內部自生法制現代化條件可能性的觀點，既否定了法制現代化的多樣性，又否定了歷史發展、文化傳統等因素對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影響，實際上是在主張法制西方化。
近代以來，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西方法律文化，憑借西方國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步銷蝕非西方法律文化。19世紀以來亞非拉國家的“泛西方化”浪潮，實際上就是西方列強在殖民擴張過程中，強制推廣自己的法律規范、制度體系、價值觀念，導致這些非西方國家被迫按照西方法制模式改造自己的法制。今天，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許多發展中國家制定或修改貿易、投資、合同、金融、稅收、公司、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律，乃至刑法、訴訟法等，以盡量滿足境外投資者的要求。可以說，西方國家憑借經濟、軍事等優勢將非西方國家的法制發展納入西方軌道，使非西方國家的法制依附于西方，這是許多發展中國家至今未能實現法制現代化的重要原因。抹煞不同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水平、文化傳統、民族特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認為全世界只有一種法制模式，只有一條法制現代化道路，是帝國主義的邏輯。
誠然，現代法制發軔于西方，西方法制對中國法制現代化具有積極的示范效應。那種閉關自守拒絕吸收國外先進經驗、固步自封拒絕改革創新的狹隘民族主義、地方主義，只會把自己排除在世界潮流之外，只會擴大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法制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唯一出路，并不意味著法制的現代化與西方化可以畫上等號。西方法制是西方經濟社會關系的表現，它是具體的、歷史的。西方法制只有在西方國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才能得到很好的詮釋，它并不適用于一切國家；它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并非理所當然地處于法制發展的最高階段。人類發展進程中的諸多事實表明，一個國家并不能在外部世界提供的模式中找到現成的答案，而必須基于自身的需要和條件，以創造性行動實現現代化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化是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并非通向西方。
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離不開其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法制現代化同樣如此。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這“四個講清楚”深刻地說明了為什么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國的法制現代化決不是一個西方化的過程，決不能離開中國具體實際而全面移植、照搬照套。我們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緊密結合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動實踐，在充分汲取傳統法制文化優秀成分和合理借鑒西方國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道路，不斷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原標題：法制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