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語：發展型國家與中國經驗

　　在既定的全球化背景及先發國家的強權壓力之下，后發國家工業化轉型的目標被限定在狹隘的范圍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對既定的狹隘目標的轉型，是否亦接受先發國家提供的路徑設計?

　　正如學者所述，后發國家實現經濟快速發展與增長需要注意兩點：其一是發展心態，其二是能配合提供經濟增長的好制度與好政策。改革與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在時間意義上如此，在進程上同樣會因諸如經濟反復、循環、倒退等現象而顯得漫長。因此，即便后發國家在全球化與先發國家壓力下面臨艱巨的趕超任務，我們仍舊應當給予過渡模式良好的耐心與理性的期待，不因短期內的倒退去輕易懷疑其有效性甚至截斷模式發展空間。此外，第二點對后發國家更為重要，即好制度與好政策，它們并不是當今先發國家宣傳和建議后發國家使用的諸如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與政策，而是其發展進程中實際使用過的那些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政策(張夏準等，2002)[15]。

　　后發國家選取的那些好制度與好政策，一方面需要提供工業化的替代性條件，另一方面要能將落后劣勢轉化為發展優勢，以制度性手段推進工業化進程的良性開展。對采取發展型國家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而言，這意味著強有力的國家能力與充分發揮的國家自主性。國家自主性是國家的基本屬性之一，代表著國家公共權力之于社會特殊利益的獨立性，其載體通常是官僚組織。自主性強的后發國家，往往能夠順利地將國家首要發展意志擴展為全社會的首要意志，從而使資源按照國家理性下制定的連貫長遠規劃來配置，官僚能夠獨立于社會各利益集體的壓力、獨立地發揮自主性，在經濟活動中計劃、監督以及促進經濟按最符合國家利益的形式快速增長。而一旦國家逐漸喪失自主性，或者出現國家/官僚自主性的異化，那么國家主導的形式將成為社會利益集體俘獲國家與經濟發展的工具，發展型國家才會面臨解體與轉型。

　　歷史是最好的印證者。在世界經濟低速發展，國家主導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備受詬病的世紀之交，中國經濟延續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在新世紀頭一個十年里取得多倍于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的強勢表現。而中國經驗的背后，支持工業化進程的并非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制度或政策，而是強有力的國家充分發揮其自主性，將計劃理性與市場經濟的優勢結合，駕馭市場經濟發展。宏觀導航加產業主管的干預結構使政府更有力地規制政商合作朝國家計劃的方向發展，政商合作的主導權絕對地掌握在官僚機器手中。盡管這樣的發展機制存在分配不公、權力異化等潛在缺陷，但不失為后發國家努力實現工業化趕超的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