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居者有其屋”為核心政策的社區建設

　　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國家，沒有廣袤的農村，從建國伊始就確立了向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建國路線。因此，新加坡始終將“居者有其屋”作為最重要的國策，從而為長期有效的社會管理體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今中外的歷史發展均表明，在任何國家和社會，一旦出現大批居無定所、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必將發生動亂以至革命。在任何社會，發生大規模的革命需具備三個必要條件：第一，大多數人貧窮到一無所有；第二，人民對今后的發展普遍絕望；第三，政府不作為，其治理的水平和效率都極其低下。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給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危害的“流寇”現象，也是這個原因，畢竟先有“流”，后有“寇”。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使得絕大多數新加坡人有了屬于自己的穩定的居所，從一開始就培養了“有所失”的中產階級，使其成為了推動經濟發展、維持政治穩定的中堅力量。

　　更具長遠意義的是，新加坡通過“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將人口固定在其居住的區域，從而推動了社區的形成和發展。有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積極參與到社區事務中，在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引導下，廣大居民、非政府組織、社區和各級政府部門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形成了良性互動，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新加坡社會管理水平長期居于世界前列，其源有自。

　　為了確保“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有效實施，新加坡政府長期以來始終抓住公共房屋建設（HDB）這一關鍵措施，嚴格按照居民的收入水平提供不同層次的住房。對于低收入的居民，新加坡政府大力提供補貼，使他們能夠擁有屬于自己的住房。必須強調的是，新加坡對住房的價格補貼并非通過行政措施來完成，而是讓市場經濟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中發揮主導作用。首先，土地的分配、房屋的建造以及出售過程，都是以法治為基礎，在市場競爭的機制下完成的，政府只是依法履行監督指導之責。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公共住房建設中的各種腐敗現象，也使得公共住房的建設、出售、分配過程成為一個公開透明的“市場競爭”過程，同時也是民眾參與社會管理和建設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的國策不僅僅從經濟意義上保證了社會的健康發展，也充分體現了從決策到實施中的民主政治，調動了廣大新加坡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與有效性。

　　重視教育，注重人才的引進和管理

　　新加坡政府認識到人才在政治、經濟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整套人才的教育、選撥、管理和引進制度也因此形成。新加坡真正地做到了教育“從娃娃抓起”，由國家為具有各種特殊才能的青少年提供各類獎學金，通過最好的教育使他們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培養和發揮，并將教育中人才的選撥和培養與人才的使用連在一起。人才選拔制度是新加坡一項十分獨特的制度，使得新加坡在建國近50年來始終能夠確保人盡其才，讓優秀人才在政治、經濟、管理等各行各業充分發揮其才能和作用。必須著重指出的是，人才選拔和培養過程的高度制度化，保證了其公開透明和公正性，最大限度地制約了各種特權在人才培養中的破壞性作用，使得新加坡在發展中保持了高度的社會能動性，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

　　同時，新加坡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引進與管理。首先，根據發展形勢制定人才引進戰略。新加坡在建國之初，由于經濟建設是發展重點，因此新加坡著重引進工程技術等專業人才，確保經濟的快速發展有足夠的人才支撐。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的經濟開始躍進到附加價值更高的、發展要求也更高的服務業，因此開始引進大量金融和經濟管理人才。90年代，新加坡則開始大量引進法律人才，一方面滿足其快速現代化進程中對法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新加坡在與外部世界的不斷加深交往中，始終保有法律上的強力支持。進入21世紀以后，由于全球化使得各國的穩定與發展與世界潮流緊密相連，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新加坡又開始從頂尖的學術機構和智庫引進具有前瞻戰略意識的思想型領軍人物，他們不僅為新加坡提供了超前的戰略發展意識，同時也有助于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個“思想之都”（capital of ideas）。可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新加坡不斷引進各行各業的領軍人才，為其不斷發展提供了人才上的保證。

　　其次，新加坡在法治基礎上，依照市場經濟的規范，設置了一套有效的人才管理機制。引進人才只是人才管理機制的第一步。在新加坡，無論是自己培養的人才，還是被引進的人才，都被置于一個公平的、高強度的競爭環境下。除了保證人盡其才的競爭機制，新加坡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機制”來淘汰失去競爭力者，讓有競爭力的人才不斷加入。有效的人才管理機制，使得新加坡始終在世界人才的競爭中名列前茅。

　　對中國來說，盡管人才引進方面投入巨大，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有效的人才管理機制還遠未形成，相關的法規也不健全，使得人才引進和使用上的“濫權”和“特權”現象普遍；對于失去競爭能力的人也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機制。一方面不斷引進，另一方面管理不善，造成了人才的“堵塞”現象，非但不能人盡其才，人才被“用壞”甚至“用廢”的現象時有發生。更糟糕的是，形成了人才引進管理體制中的“近親繁殖”，其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在一些研究領域和部門形成了“學術壟斷”現象，成為中國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的瓶頸甚至是阻礙。在人才引進和管理方面，新加坡的經驗尤其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