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如何實現市民化

　　記者：曾經有很多人認為，農民工這種形式是中國城市化道路的一個特色，現在好像沒有了這種說法？

　　華生：現在提的是新型城鎮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這在某種意義上暗含著否定原來的路，就是說你不能光搞土地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質就是農民變市民，農民不變市民的城市化，跟城市化的概念都是相反的。但話說回來，農民進城打工，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特點，全世界基本上沒有。農民進城打工以后，沒有城市戶籍，在城里面沒有地方住，沒有安排地方讓他們住，這只有中國有，這個情況很特別。其他國家至少是可以搭貧民窟的，沒地方住，那我在公園里面把這個搭起來，占了一塊地方就開始搭了，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特別多的。我們的管制能力很強，所以基本上管住了。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他們從小就沒種過田，也不可能再回農村了，這時農民工還不能在就業城市落戶、市民化，那就可能要出現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記者：農民工市民化是必須要走，還是也僅僅是我們的自我選擇？

　　華生：農民工市民化對我們的意義，這還要看一看世界上的大事。在農業社會，基本上都是農民。應當說人類從幾千年前進入文明社會開始，人大概能夠有語言、有文字就開始有城市。但是城市在農業社會這幾千年當中，城市人口始終占整個人類人口大概5%左右，最多不足10%，包括像中國的唐、北宋、明、清最繁榮的時候，城市人口也就是這么多，西方也是這樣。整個農業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基本上是簡單再生產的循環，剩余農產品有限，生產力進步非常緩慢。城市化在18世紀之前全球都是個位數。1900年的時候，我們清朝皇帝還在，那時候全球的城市化率是16%；過了100年，到2000年的時候，全球的城市化率是42.7%；現在全球城市化率已經過了50%。聯合國人居署預計，到2050年全球的城市化率是67%，到這個世紀末應該是80%以上。也就是說，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紀是人類，包括我們中國人，從農業社會完成向城市社會轉變的最后一個世紀，這是全球的大趨勢，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記者：談到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城市化率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目前，不同統計口徑算出的城市化率相差很大，這其中有著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巨大問題吧？

　　華生：的確是這樣。我們現在有2億多農民工，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就有4、5億人。現在的城市化率去年底到了53.7%左右，但是按照我們公安部的城市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5%，兩者之間相差出的那2、3億人就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包括我們家里請的小保姆。這個城市化率，在我們城市化的階段后期，應該說是太低了。

　　今天中國戶籍城市化率才35%，我們面臨著如何讓大量的農民能夠在他們就業的城市安居下來的問題。我以前就一直說，現在中國城市的戶籍比美國的國籍、比英國的國籍還要困難。我在英國讀大學，你在英國合法工作4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再過1年就可以申請國籍。在我們北京工作10年也申請不了。這是一個角度，我們現在面臨的，農民進城以后不能夠市民化，這跟世界潮流已經開始很明顯的脫節，對我們下一步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構成了非常大的威脅和挑戰。

　　記者：能否請再具體分析下，您認為農民工問題將會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華生：我們現在的經濟遇到了挑戰，跟這個有非常大的關系。農民工在城里面的消費能力很有限，因為他主要都是存錢的，存錢以后回家蓋房子，回家蓋房子他還不住，他在城里面又沒房子，然后家屬不能帶來，子女還有幾千萬在老家留守。我們現在人均GDP已經到了6000到7000了，這時候經濟要升級，首先勞動力就升級不了。這幾億人，對我們來就，既沒有強大的消費能力又沒有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這是中國經濟今后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從社會來說，有幾億人居無定所、家庭不能團聚，這是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記者：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三個１億人”的計劃，這一計劃如能順利完成的話，對于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意義重大。這一計劃的實現將可能面對什么樣的問題？

　　華生：總理講話講了“三個１億人”的問題，這是我們下邊要做的大動作。在沿海地區安排1億農民工落戶，在中西部地區安排1億人就地落戶，另外的1億就是城市的這些棚戶區的改造。這個計劃要是完成的話，意義非常重大。

　　但是，這個可不容易。因為“三個１億人”全是花錢的事情。能賺錢的事情，不用你號召大家都搞起來了，花錢的事情號召也沒用。每個環節，差一個環節，最后都是落空的。但是，我認為還是一個很巨大的進步。因為總理不是代表個人，實際上是中央的一個重大決策。這個時間表是2020年，實際上也就是6、7年的時間。這6、7年要完成這3億人，那可是很了不得的。但是就像我們說的，這些措施能不能到位，錢從哪來，還是一個大問題。過幾天，發改委的城鎮化規劃會公布，里面會說得更詳細一點。但是，真正的措施肯定還需要下功夫去做，去制定、去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