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高勇

　　精英與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機會

　　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中，“紅”與“專”之間的精英分殊是明顯的。體制內存在兩條截然不同的職業發展路徑，一條是通向管理崗位，一條是通向專業技術人員。兩條路徑不僅并行不悖，而且還相互補充。通向管理崗位的職業發展路徑上不僅僅需要文憑，而且需要黨員身份，在這里存在著一系列政治篩選和吸納機制；通向專業技術人員的職業發展路徑上只需要文憑，黨員身份并不重要。二元路徑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組織的偏好，另外還受到當時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況下，對于專業技術人員的政治篩選機制不得不放松，對于管理崗位的教育篩選機制不得不放松。

　　這一圖景在改革后發生了改變：精英日益多樣化，除了“紅”、“專”之外，經濟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產生路徑；與此同時，不同精英路徑之間不再如此涇渭分明，無論從代內流動還是代際流動上，政治精英、技術精英、經濟精英之間的流動加大了，甚至產生了孫立平先生所言的“總體性精英”。在所謂的“總體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于一體，甚至上述幾種資本形態在他們身上根本無法厘清，而是渾然一體，一概囊括。從代內流動的角度來看，存在所謂“不拉空現象”，即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每一次機會，得到的總是同樣的這一批“總體精英”；從代際流動的角度來看，各種精英之間的代際轉化更加頻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三者存在可轉化性（這是在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有的轉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雙軌制）為各類精英的轉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為非精英層進入精英層提供了大量機會，但是伴隨著改革邏輯的深化演變，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流動樊籬正在悄然加固，進入精英層的門檻日漸提升。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以往進入精英層的重要流動渠道——教育，正在成為階層再生產的重要工具。教育作為一種制度設置，對于階層流動而言具有兩種彼此抵牾的功能：一是為社會的優勢位置“篩選”出相應人選；二是為不同的社會成員提供相應合適、公正平等的發展機會。我們稱前一種功能是“作為競爭場的教育”，后一種功能是“作為制衡器的教育”。然而，多數社會學的經驗研究都認為，近三十年來受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之后迅速擴大。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賦予各個社會成員更多平等機會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體之間競爭的競技場，非精英層借此渠道進入精英層的可能性減少了。

　　工人內部的分殊：不同的社會關系體驗

　　如果說精英與非精英的意識分殊，是因為他們具有不同的生活機會；那么另一些階層意識分殊，則是因為他們雖然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機會，但卻具有不同的社會關系體驗。在這一方面，中國工人階層的意識分化具有典型性。英國學者洛克伍德等指出，工人階層的精神氣質并不完全由在生產關系中的位置所決定，也受到生產過程的具體情境、社區生活、交往網絡乃至社會潮流的影響。

　　借用洛克伍德對工人的“傳統無產階級”、“順從的保守主義者”、“私人化的工具主義者”的分類，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工人階級在市場化進程中形成的不同形象。傳統的國企工人在大工廠的產業社區里居住，他們有高度的工作自豪感，社交網絡、休閑生活與工作關系高度重疊，師徒關系和工友關系帶有情感色彩，推崇彼此之間的互助和團結。鄉鎮企業工人則往往在共同體內部的企業中工作，勞動關系中夾雜有熟人或半熟人世界中的人情關系，生活范圍中充斥著明確的地位系統和聲望等級，因此他們往往順從既定的秩序，認同共同體中既定的權威。在以家庭流動為特征的農民工身上，生活重心既不是大工廠的產業社區，也不是充滿了人情關系的共同體，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其利益關系與行動模式的基點也往往在此。而在“富士康”的工廠宿舍勞動體制管理之下的青年工人中，社會關系以最徹底的方式被抽離出來。

　　不同的社會關系體驗，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觀”視野。傳統的國企工人作為一個階層的主人翁意識、社會力量感，使得他們的“權力”感知甚為強烈，他們看社會也往往從權力出發。鄉鎮企業的工人則更重視共同體社會內部關系中的“地位聲望”，這可能是他們最重要的精神基點；而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看社會的窗口可能是“收入與機會”。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中，對于不同工人的經濟、社會境遇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對于他們的精神視野的研究仍然較少，然而此類研究甚為重要。在工人階層的承擔者發生劇變的當下，傳統的國企工人充滿自豪感、社區生活與生產生活密不可分的形象已經日益褪色；對于大量“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證實著個體化趨勢在這個群體中的日益顯現，但是新型的農民工的形象仍然未能完全明晰。工人階層內部的意識分殊，可能會對于中國社會和政治圖景產生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