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史學所　向燕南

　　內容提要：史學本應在求真與求善二維間的張力中展開：史學的求真是主體對歷史所以然的探求；史學的求善是主體對歷史所應然的探求。求真的目的止于過去，求善的目的則針對未來。史學求善，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決定的必然。史學求善訴求中道德批判的存在，是由于人性的不完善和人性發展的多向度的可能性。從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解構，到新的后-后現代，對史學的認識呈現的是理論取向的悖反。從對歷史意義的質疑，到重新發現史學的道德和美學意義，為重建真、善、美相統一的歷史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史學有必要求善，也有必要為求善而予歷史以道德的批判。傳統中國文化中，發達的歷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皆是鈐得最深的印記，前者造就了中國發達的史學傳統，后者則形成了豐富的道德學說。二者之間，因發達的歷史理性而肯定人在歷史中的地位，亦因強調歷史是人的歷史而高揚道德的意義，所以在凸顯歷史價值本位意識的同時，道德價值的考量始終是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位置，也是被視為評價歷史所最優先的考量，其史學意義值得我們今天重新省思。

　　關 鍵 詞：史學 求善 道德批判

　　史學本應在求真與求善二維之間的張力中展開，然而近代以來，在西方科學主義史學的影響下，史學開始向求真一維傾斜，而于史學之求善，尤其是求善訴求中的道德批判，史學工作者們則幾乎無復再有人堅持，歷史討論中的道德主義甚至被認為迂腐而受到嘲弄，史學工作者亦因此推卸去了本應擔在自己肩上的引領歷史向善的社會責任。這種漠視史學求善功能的取向，體現于近代以來的中國，一方面是受西方科學實證主義求真的所謂價值中立影響而形成的史學家對于歷史善惡的道德漠視；一方面則是沿襲晚明以來的道德批判思潮，認為傳統道德已淪為惡之淵藪，并在極端情緒的批判下，形成“成王敗寇”式的功利主義歷史價值標尺。在對道德主義極端批判的取向下，翻案盛行，一些歷史上被批判的人與事，卻在功利主義的視鏡下穿上了合理性合道德的外衣，美其名曰“歷史”地認識——于是歷史給予人們的啟示或教育便是，只要能獲得成功，能獲得利益，不擇手段乃致殺人越貨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這種可悲的事實或結果，在視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為根本目的的今天，是否應引起我們反思一下傳統史學的求善訴求，反思一下其中的道德批判的價值和意義?

一、史學求善何以必要

　　省思史學道德批判在求善訴求中的意義，首先需要追問“史學何以要求善”，或“史學求善何以必要”的問題。這是因為，對于史學求善訴求的道德批判之存在價值的詰問，無論邏輯層面還是經驗層面，其發問，最終皆會落實到這個康德式的追問，然后才有可能在問題得以解答的基礎之上，依次繼續追問：道德批判之于史學求善的價值何在?傳統史學實踐中道德批判是怎樣地展開?傳統史學實踐之道德批判所持之價值標準是否具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而凡此等等，也是這里所試圖省思之問題的起點。

　　先說“史學何以要求善”或“史學求善何以必要”。這實際是涉及史學終極目的的問題。按照近代科學主義史學的理解，史學的目的理所當然地指向求真，即認識歷史之所以然。然而，若從人文主義的立場繼續追問，則人們為什么要認識歷史所以然之真，或史學求真沖動的目的何在時，問題則很自然地循此而轉向了史學的求善，或歷史之所應然的問題。

　　所謂的善(good)，實際包含著有用的和好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

　　關于史學之用，可以說史學之所以誕生就為了致用，否則人不會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一件無意義的活動。史學還初在萌蘗之時，其天然擔負的責任是教育。其教育之用的表現有二：一是生產經驗的積累與傳遞，一是社會經驗的積累與傳遞，其中也包括人之為人的社會訓誡。人類在這些經過篩選的、所謂有用的也是好的歷史事實的積累中獲取教益而不斷成長，同時人類也從這些所謂有用的歷史事實中完成對于自身的認識。《易·大畜·象傳》稱：“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按古代“德”常與“得”互訓，《管子·心術》、《禮記·樂記》第十九、王弼《道德經注》三十八章等文獻，皆有“德者，得也”之說。其中“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①更往往將“德”視為“人(甚至物)得之以生的根本條件”，如《莊子·天地》之“物得以生謂之德”，《韓非子·解老》之“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等等。因此，所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通過對于歷史知識的學習才完成對于知識和道德的獲取。②惟因對于歷史之用有如此的認識，中國的史學之父司馬遷才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③只是司馬遷不僅看到了史學的致用價值，也看到了史學的局限性，即“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古今“未必盡同”。但僅就認識歷史所以然的目的來講，“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關于“以史自鏡”的觀點，現代英國的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也指出，歷史學存在的價值就在于“‘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柯林武德認為：“認識你自己就意味著，首先，認識成為一個人的是什么；第二，認識成為你那種人的是什么；認識成為你這個人而不是別的人的是什么。認識你自己就意味著認識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沒有誰在嘗試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線索就是人已經做過什么。因而歷史學的價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么，因此就告訴我們人是什么。”④這也就是說，人們通過對歷史的回溯，了解歷史的所以然，以籌劃未來的行動，也就是通過史學的求真活動，在認識歷史所以然的基礎上，確定歷史未來走向的所應然。

　　那么什么是歷史的所應然呢?歷史所應然的指向，理應是人的目的的實現。馬克思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⑤而作為類存在的人，其所追求之終極目標的指向，必將是趨于善的。按亞里士多德的話，即“一切技藝，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抉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因為人們都有個美好的想法，即宇宙萬物都是向善的。”⑥這里所謂的“一切技藝，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抉擇”，當然也會包括史學。史學實踐的實質，是通過主體的敘述使歷史獲得意義：一方面將可能有用的有關生產經驗、社會經驗和政治經驗等有關的史實納入敘事之中；一方面是將有利于社會完善的普遍價值注入于歷史的理解之中，所以史學所呈現的邏輯，是起于求真而終于求善。解釋在史學的實踐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作為認識歷史所以然的求真，所要解決的是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對過去認識的問題。而作為認識歷史所應然的求善，所要解決的則是我們應該怎樣行動的問題，即對未來所企盼的目的。過去已往矣，認識歷史的史學，根本性意義上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己，以及自己在今天和未來將可采取的行動。史學的邏輯是始于求真而終于求善。

　　關于“史學何以要求善”或“史學求善何以必要”的問題，其邏輯或可以這樣地展開，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的內在目的是歷史活動的根本動力，因而人的目的也理應體現于人的史學活動之中，并內化為人之史學實踐的目的與動力。即人從自己的目的出發解釋歷史，歷史則通過人的解釋而展現、說明人的目的。人的目的與史學之目的理應一致。所以我們說，“史學何以要求善”或“史學求善何以必要”，也是人追求善之目的的人性所決定的必然，史學應該是人實現其所思、所欲、所求的某種善的手段。套用《大學》之語亦可曰：史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