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中國當前的國情和農情

　　這就是筆者比對兩個文件后的發現，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到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央關于“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表述有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在于一號文件細化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相關條款的規定，而且在政策重點和政策方向上都有了較大變化。

　　這種變化歸結起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更加強調家庭經營的基礎地位，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態度更為審慎；二是對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工商企業通過流轉農民土地進入農業變得謹慎起來。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即在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農業主體到底是誰，土地究竟應由誰來種，國家政策究竟重點鼓勵誰、扶持誰、支持誰和發展誰。

　　筆者認為，之所以“誰來種田”的政策產生這樣的調整，原因是基于中國當前的國情、農情。

　　第一，從國情上講，當前中國仍有近7億人居住在農村，其中近3億農業勞動力，此外，還有2億多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其中大部分并未獲得在城市安居的條件，這些進城農民工還可能要返回農村。雖然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的進一步擴張，會有越來越多進城農民在城市安居下來，但9億農民（包括農民工）進城必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還有占中國人口總數大約一半的農村人口仍需從農業中獲得收入與就業的國情之下，如果通過國家政策甚至財政手段來推進農村土地從農戶手中流轉到專業大戶甚至工商企業手中，那么很可能帶來的后果是仍留居農村的龐大農民將不僅失去農業收入，而且失去農業就業，將由此導致嚴重問題。

　　有一種意見認為，農戶將自己的承包地流轉出去，可以得到租金，不也是收入嗎？這種認識存在嚴重問題：第一，土地租金收入低于務農收入。第二，從事農業生產本身是就業的一部分，不從事農業生產，如此龐大的農業勞動力去做什么？第三，農業生產本身使農民可以保證自給自足，從而可以極大降低生活消費。

　　在農村人口基數仍然龐大、農民進城難以安居的國情之下，農民不僅要從農業中獲得收入，而且要以農業作為主要就業手段時，大規模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的國情條件其實并不具備，國家在對待土地流轉制度時就理應慎重。

　　第二，從農情上看，當前中國農業勞動力的主體是中老年農民，這些中老年農民因年齡較大、在城市缺少就業機會，而從事農業生產。中老年農業勞動力種地，一定是精耕細作，他們所種土地的糧食一定是極高的單產。就筆者和所在研究中心這些年在全國的調研，中老年農民種田，其糧食單產都遠高于規模經營的。

　　除中老年農民種田以外，農村還有一個數量不大但極其重要的“中農”群體，這個“中農”群體是因各種原因而無法或不愿離開農村進城的中青年夫妻，這樣的中青年夫妻將進城務工農戶流出的耕地納入，形成一定的農地經營規模，他們從農地和副業中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中農”經濟收入在村莊，社會關系在村莊，收入較高，家庭生活又完整，這樣的“中農”家庭就成了農村社會結構中的“中堅農民”，他們是村莊公共品的積極建設者，是農業技術的骨干推廣者，是農機的主要使用者，是社會秩序的積極維護者。總之，進城農民將他們的承包地流轉給村莊內的中青年夫妻，從而形成30~50畝的規模經營，也就在農村形成了一個崛起的“中農”群體。

　　老人農業+中農，不僅具有極高的糧食生產能力、具有相當的農技推廣動力，而且使農村社會結構變得穩定有序。

　　因此，無論是從國情還是從農情來看，當前以家庭承包制為基礎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仍具有活力，以小農家庭為基礎的農業仍具有活力。支持家庭經營，而不是一味推動土地流轉，至少還應是未來10年甚至20年農村政策的基本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