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科學院院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學教授　巴里·布贊

　　翻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節大磊

　　一、大國關系的變遷歷程

　　本文闡述新型大國關系及其與地區合作與沖突的關系。中美關系并非本文唯一焦點，因為筆者試圖論證21 世紀初數十年間大國關系的大致圖景，而中美關系只是其中一部分。

　　大國關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既不像我們曾身處其中的前200年，也不像前現代的古典時代。在古典時代，世界上有幾個大的權力中心，但它們之間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那是一個“無中心”(decentered)的世界，有幾個相對獨立的次系統(sub-system)或者說文明，相互只有少而緩慢的接觸。16世紀以來，歐洲的崛起開始逐漸地侵蝕古典世界，到19世紀，古典世界已經被完全瓦解，因為現代化革命賦予了歐洲和西方一種新的權力模式，從而使得它們的權力優勢傲視所有其他文明。直到18世紀，所有的文明都還是以農業生產模式為主的時候，相對于亞洲大國，無論是軍事力量、生產總值還是科學技術，歐洲的權力優勢并不明顯。

　　歐洲列國在與亞洲強國打交道時是平等身份，甚至有時還低人一等。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已經成長為民族國家并經歷工業革命的英國，僅僅以其在印度的一部分軍隊就擊敗了中國。即使是剛剛起飛的美國也展示了足夠的海上力量迫使日本對外開放。

　　因此，在19世紀，西方創造了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全球化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昔日的權力中心要么被占領，要么被迫臣服，而所有的大國都是西方國家。唯有日本迅速進行了現代化革命，獲取這種新的權力模式，在19世紀末成長為一個大國，并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承認。19世紀和20紀的歷史也就成了一個“具有中心的全球主義”(centered globalism)時代，西方國家和日本成為中心，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則是殖民或半殖民的邊緣地帶。在這兩個世紀里，居于中心的大國相互攻伐，不僅是為了各帝國的利益，也是為了爭奪何種意識形態可以延續現代化革命。君主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幾乎消亡，法西斯主義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掃入歷史，而主張計劃經濟的共產主義也隨冷戰而終結。意識形態的爭斗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資本主義。一部分是關于是否要實行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其主要競爭對手) ，另一部分是關于實行何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是致力于建立對抗性的、軍國主義式的，基于種族或地區的集團(如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還是致力于建立和鞏固一個和平競爭的全球市場(自由主義的)。到20世紀末，這種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模式盡管沒有贏得自由民主制的勝利，但卻基本上贏得了意識形態之戰。雖然國際社會的意識形態光譜愈發狹窄，但資本主義依然存在于不同政體，不僅僅是自由民主制，也有社會民主制和威權政體。

　　在意識形態爭之爭的同時，還有另一個現象，即法里德·扎卡利亞所稱的“非西方的崛起”。現代性是一場多重革命——工業、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這使得現代化的社會和國家積聚了巨大的權力。現代化扎根于西北歐，到了19世紀，美國和日本也加入進來。有一個名詞最好地闡釋了現代化的影響——“非均衡、關聯式的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UCD)，現代化革命最初使得少數以西方為主的核心國家迅速崛起，而邊緣地帶的眾多國家和社會依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以農業為主。因此，這種發展高度不均衡，但由于交通、通訊和武器方面的新技術，不同地域的發展又是高度相互關聯的。核心國家建立了一個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并迫使邊緣國家以從屬角色進入其現代化體系。在這種“非均衡、關聯式發展”的狀況下，邊緣國家很難進行現代化革命。一方面，因為其不夠成熟的社會環境，以及尚未進行深刻的文化和政治革命；另一方面，核心國家為了維護其支配地位，雖然賦予了邊緣國家某些現代性的特點，卻拒絕將現代性的其他方面慷慨贈與。

　　盡管存在以上種種阻礙，現代化革命還是緩慢地、不均衡地擴散開來。不同地區的發展依舊高度相互關聯，但與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相比，明顯均衡了許多。西方世界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主要是因為現代化革命不再局限于少數西方國家，核心和邊緣的實力差距也逐漸縮小。崛起的中國堪稱這個進程的當代旗手，而在西方世界之外，日本首先開展了現代化革命。1905年，日本擊敗俄國，標志著現代歷史上第一個非白種人、非西方國家的崛起。許多其他國家——20世紀60和70年代的“亞洲小虎”，“金磚國家”，印尼、土耳其，以及更多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崛起者——也接踵而至。盡管這個進程尚未結束，但是現代性力量的來源已然傳播開來。現代化、工業化和官僚化的核心國家越來越多，也囊括了許多人口眾多的國家，而無法接觸到現代性的邊緣國家越來越少。因此，西方世界的霸權大致從19世紀20、30年代延續到21世紀初期，目前正在走向終結。世界也正在從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一個權力更為分散的“無中心的全球化”(decentered globalism)。

　　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擴展，核心國家會繼續增加，而邊緣國家會繼續減少。目前，任何單個乃至數個國家已經無法支配國際社會，比如說全球治理具有多個中心。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核心地帶會越來越大，越來越非西方；權力和種族之間的關聯早已被日本挑戰，而這種關聯會越來越薄弱。這就是所謂“無中心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既不像以西方為核心的過去兩個世紀的國際秩序，也與19世紀之前的多中心、無交往的世界大相徑庭。

　　世界正在經歷深刻變遷。但是，如果認為這種變遷主要基于超級大國的對抗，或者是西方和亞洲之間的權力轉移，就不得其要義了。這種變遷深刻更多，因為它影響了國際秩序賴以建立的權力根源。事實上，“無中心的全球化”的出現就意味著沒有任何國家會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因為沒有國家能夠攫取足夠支配世界的權力。超級大國時代是權力分布不均衡的結果，而這種不均衡又來自于現代化早期的不均衡發展，因為這個時期僅有個別國家具有新的權力模式。在21世紀，大部分民族都將掌握此種權力模式。“無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將有數個大國和諸多區域強國，但是不會有任何超級大國。

　　因此這種世界不是單極或兩極，甚至也不會是多極。這些名詞無法反映現實。它會具有多個中心，僅有大國和區域強國，沒有任何國家會試圖支配整個體系。這就意味著西方世界的全球霸權趨于終結，而正在浮現的“無中心的全球化”將帶來與以前迥異的大國關系。我們正處于一個大變革之中，因此，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及古典時代的經驗教訓都很難幫助我們預測未來。也許2008年及當時的經濟危機就會成為西方霸權和后西方時代的分界點。接下來，我將談一談在新的“無中心的全球化”時代影響大國關系的一些新特點、新情況，而在最后一部分，我將給未來數十年大國行為提出五項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