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國關系的新環境

　　正在浮出水面的“無中心的全球化”有六個較為明顯的特征：權力和地位的分布更為分散，暴力的概念有所轉化，意識形態光譜窄化，穩固的國際社會，廣泛的全球性問題，以及認同的復雜化。

　　1．權力和地位的分布更為分散

　　“無中心的全球化”不會出現超級大國，而現代化革命的擴散使得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的權力和地位分布更為均衡。如果上述論斷成立，那么如果我們只把目光放在中美兩國作為衰落和崛起的超級大國的話，就忽視了國際體系的主要變遷。“無中心的全球化”當然包含大國(美國、中國、歐盟、印度，或許還有俄羅斯和日本)和地區強國(比如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亞、巴西、墨西哥等)，但隨著現代化權力模式的不斷擴散，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積聚足夠的超級大國的相對實力。美國是最后一個超級大國，但是也會逐漸喪失這種地位。中國和印度都不會成為超級大國。一個國際體系要成為兩極或多極，必須有大國爭奪整個體系的主導權。在“無中心的全球化”體系下，不存在上述大國，因此也就不能稱之為古典意義上的多極體系。這個體系有眾多權力中心，但是沒有占據支配地位的核心。

　　2．暴力概念的轉化

　　權力分布的分散化可能會讓人覺得20世紀那種國家間戰爭將死灰復燃，但是兩種技術的發展表明未來并不會如此。首先，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使得20世紀上半葉的那種大國間戰爭成為歷史。與此同時，諸如AK-47步槍、火箭彈和便攜式防空導彈等輕型武器不斷擴散，這意味著長期占領他國幾乎不太可能，至少代價會無比沉重。

　　這一點美國已經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有所體會。也就是說，曾經主導世界政治的兩種傳統戰爭形態會隨著現代武器的發展而逐漸邊緣化。戰爭雖然不會徹底消失，但已經不再是世界政治變遷的原動力。軍事力量的用途現在主要在于威懾。

　　其次，在一個無中心的世界，另一種暴力形式可能會越來越引人注目———也許可以說隨著恐怖主義威脅的升高已然如此。誠如馬丁·里斯(MartinＲees)所言，技術的進步和擴散使得越來越小的團體乃至個人可以獲取大規模殺傷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因為資本主義激勵多元化的意見，并且把財富、知識和組織能力廣泛散播到整個社會。以前一個相當大的政治集團才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破壞和毀滅，現在很小的團體甚至個人都能染指病毒(電子的和生物的)，化學武器乃至核武器。就像“9·11”恐怖襲擊所示，越來越一體化和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也給恐怖分子提供了許多目標和機會。眼下即使是少數心懷不滿者都有能力給世界帶來大規模的破壞，世界如何應對就不只是國際政治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所有層次的政治。反恐戰爭及隨之而來的、擴張無度的監偵系統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憂慮，不僅是關于一國有何種權利在國境之外使用武力，也是關于如何在政府和公民之間平衡其權利和責任。

　　3．意識形態光譜窄化

　　資本主義在所有大國開花結果，同時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不復作為大國的意識形態，這使得國際關系的意識形態光譜大為窄化。即便如此，國際體系仍然包涵民主的資本主義和威權的資本主義，如何處理體系內部的多元化依然是個問題。文化上的差異亦未消失，而且還有可能增強，就像西方、俄羅斯、中國、印度，以及伊斯蘭世界維護自身文化獨特性所表明的那樣。盡管資本主義席卷全球，但市場的力量并未消除文化差異。就像日本的例子所示，在一個“無中心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崛起的權力中心不僅會保有自身的文化獨特性，而且還會為全球文化增磚添瓦。一些新興國家已經在從時裝、體育到哲學、科學的諸多領域嶄露頭角。

　　市場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勝利應該不是曇花一現。20世紀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崛起之路。中國和俄羅斯的意識形態變遷也說明，資本主義已然是獲取和保有大國地位的必要條件。

　　盡管資本主義仍舊會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放棄資本主義就等于放棄了大國地位。這也意味著全球市場是穩定的。就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表明的，它現在對全球市場和資源的需求不遜于任何西方大國，它們也都也有賴于經濟增長維持政權的合法性。事實上，所有的大國在某種程度上都命系經濟的相互依賴，無法從中抽離。與20世紀不同的是，當下維護全球經濟符合所有大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