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穩固的國際社會

　　在意識形態斗爭減少、經濟利益高度重合的同時，人們常常忽視了國際社會諸多共識性的規范、規則和原則(也就是所謂“基本制度”) ：市場、民族主義、外交、國際法、主權、人類平等。

　　這些“基本制度”主要是西方霸權的遺產，但是，其中很多方面———尤其是主權、民族主義和人類平等———已然根深蒂固，它們在全球范圍內就像足球一樣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全球公民社會”也得到長足發展，稠密的跨國網絡在從商法到環境的很多問題領域都深化了國際社會。

　　當然，這并不是說對一些規范的解讀不存在爭議(如不干涉原則) 或者關于某些原則的分歧已經消弭(如人權的普世性及其含義)。但是，隨著冷戰終結及市場的勝利，國際社會又平添一項有力的規范。無論實行資本主義的大國之間有何種分歧和爭端，它們都視維持一個有序的全球貿易、生產和金融體系為己任。全球市場要求在會計、銀行、財政和貨幣政策，貿易和公司治理方面有共同標準，某種程度的透明化也成為市場有效運行的必需。當所有大國都是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時候，上述制度和規則就為一個多元的、和平共處的國際社會奠定了基礎。

　　5．涉及“共同命運”的問題

　　“無中心的全球化”的第五個特點是一系列涉及“共同命運”的問題，這也是拜現代性產生的相互依賴所賜。其中一些問題顯而易見：環境保護，大國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維持穩定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在未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只會增而不減。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尤其有趣的例子。從理論上說，所有的國家都應肩負起保護環境的責任，但事實并非如此。

　　所有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在追求經濟增長中無法自拔，因為增長縮小貧富差距、維護政權合法性。未受節制的增長與這個日益擁擠的星球和迅速變化的環境之間形成了根本性的緊張關系。如果格陵蘭島或者西南極洲的冰原大面積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將升高14米，這將淹沒很多沿海城市(比如倫敦、上海和紐約)和人口稠密的地區(孟加拉，以及尼羅河、湄公河和密西西比三角洲)。

　　這種變化將重寫國際關系，后果殊難預料。但是，無論是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都出于對增長的擔心而在環境治理方面裹足不前。在“無中心的全球化”時代，在經濟增長—環境治理上的取舍可能會成為不同形式資本主義的關鍵性問題。

　　6．復雜的認同變遷

　　這個時代的第六個特點是極為復雜和難以捉摸的認同變遷。雖然軸心時代的宗教和哲學，以及以往的帝國的確在很大范圍內塑造過一些共同認同，但是19世紀以前的認同主要是地方性的。現代化革命帶來的交通和通訊的新技術把整個世界縮小，也把地方性認同置于一個全球語境之下。同時，地方性認同也開始面臨一系列嶄新的認同概念的挑戰，尤其像是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科學種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時期，上述新的概念改變和重塑了包括西方在內的每個地方的認同政治。它們削弱了王朝統治，使之不復作為政治認同的首選；它們也挑戰并且改變了——但并沒有徹底消除——宗教、血緣和部落等舊時認同。民族主義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儼然成為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并加劇了政治“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的趨勢。相形之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概念則得到了不同程度且有爭議性的接受。

　　上述西方中心時代的遺產仍未褪色。像部落、宗教、民族之類的地區性認同依然強大，但它們之間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和融合：一方面是移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使文化商品化并把其產品推向世界各地。無論是否出于情愿，現在每個人都比過去更了解他人的食物、音樂、服飾、體育、宗教、政治和其他文化實踐。在地方性文化相互融合之外，也有少許普世性的認同浮出水面：

　　比如，在法律和政治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對資本主義的廣泛接受。人權概念依然高度爭議，但無人質疑人人平等。地區性變成了全球性的，文化多元主義已經成為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依然主導性的西方式現代化概念也越來越需要接納其他文化的觀念和實踐。有時這些觀念和實踐的融合就產生了新的文化形式，比如，融合性的美食和音樂；而有時它們之間也會有零和性的沖突，比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自由原教旨主義。地方性認同之間的接觸和融合，以及某些普世性認同的出現，都在逐漸侵蝕所謂“領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

　　中國、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等都在奮力保護本土文化、抵御西方價值觀，這似乎表明應以“文明沖突論”的視角來理解認同政治，但事實并非如此。“文明沖突論”更適合用來敘述過去，而非展望未來。在過去一千年的時間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史的確充滿了暴力和侵略并在19世紀達到高峰：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穆斯林侵占印度、安納托利亞、巴爾干和伊比利亞半島；歐洲征服并占領美洲，英國奪取印度；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敲開中國和日本的大門，19世紀非洲和中東的殖民化，以及日本對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侵略。這些文明的沖突留下了巨大的遺產，不僅體現在一些社會內部在文化上的緊張關系和暴力沖突，也體現在國家之間由于歷史問題所導致的爭端，比如圍繞著以色列的問題，東北亞局勢，以及土耳其與歐盟及其中東鄰國的關系等等。盡管有以上種種遺產，回首過去并展望未來，文明沖突很難成為今后的主旋律。

　　現在還很難給這種復雜的認同變遷下太多定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認同變遷將是之后數十年國際關系的一個核心特征，其未來的展現方式也將多種多樣。目前看來，多元文化的共處、融合和沖突都將存在。很多關于移民和領土的爭端也不會憑空消失。現代化已經幾乎席卷全球，即使是伊斯蘭圣戰組織也采用了現代化的組織方式和武器裝備，而與此同時，互聯網正在使社會組織的基礎“非領土化”。地方性認同之間的頻繁接觸同時孕育了寬容、融合和沖突。毫無疑問，一些難以預料的新情況將會出現，因為互聯網技術有利于某些現有和新興的社會組織形式(也削弱某些舊有的組織)，同時，新觀念的涌現也催生一些新的認同團體。至于少數尚且脆弱的普世性認同是否及如何發揮影響，筆者無從預測。不過，過去20年中人權作為一種合法性規范的日益強化，這似乎表明，未來它將更具普世性和影響力。

　　也許這里用一個類比比較適當：現在的世界就像以往的美國。美國曾經把自己看作一個大熔爐，所有的民族都可以被同化為美國人(種族的同化則稍顯困難和曲折)，同時它們還會保持相當程度的早先的認同(因而有了“帶連字符的美國人”的說法)。也許，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更大范圍內的美國大熔爐的初級版：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一種分化和同化的復雜交融。那么上述六個特點對未來幾十年的大國關系意味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