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議

　　綜上所述，一個“無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呼之欲出，超級大國將不復存在，只有大國和地區強國，而與不同政治制度相結合的資本主義則主導全球政治經濟。地區秩序強于全球秩序，但是在全球層面也存在著一個由一系列規則規范支撐的多元化的國際社會。國際社會成員以共存為主，但是圍繞著共同問題(比如，軍備控制和環境治理)和共同課題(比如，貿易和大科學)也有相當程度的合作。認同的差異化仍將存在，但是不同認同間的分野將會更加模糊，共性更加突出。未來的世界秩序將會看到更為均衡的權力分布，可資利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反對霸權的強大規范，以及亟待解決的共同問題。與此同時，“世界性”或者說“全球性公民”社會(及全球“非公民”社會)借助互聯網不斷成長。它們已經扮演了重要的全球性角色，并在規范建立、武力使用，以及文化交流和融合上發言發聲，并與國家、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共同構建國際社會。

　　以上種種情況說明，大國間的共生共榮不僅可能也很必要。未來的大國關系不僅將取代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占支配地位、一種文明獨大的狀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權力分布相對均衡的古典秩序的回歸。但是，“無中心的全球化”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僅有相對均衡的權力分布，同時又具有高度的一體化和相互依賴。未來不同地區的發展會繼續高度關聯，其不均衡性會進一步縮減。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民族和國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也希望自己的價值觀在國際社會和全球公民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缺少超級大國霸權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必須建立在共同規則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如果說過去20年超級大國的領導成少敗多應該并不為過，從恐怖主義到核擴散，從中東亂局到環境治理和全球經濟皆是如此。因此，就政策有效性來說，世界失去美國的領導可能并不值得驚慌，而且某些國家也毋須再為了反對美國霸權而反對其政策。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無中心的全球化”面前一片坦途。如果“無中心的全球化”既可行又可取，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做些什么呢？

　　目前的主流國際關系爭論———至少是在西方———似乎都要維持某種形式的西方霸權的現狀。現實主義者認為，美國應該維護自己的地位，挫敗可能的挑戰者，并且運用其權力去塑造一個更符合美國價值的國際社會。

　　傾向于自由主義的學者試圖尋找一個折衷方案，在維持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同時，使其更加非霸權化和制度化，可以接納新的崛起國家。

　　那么“無中心的全球化”有什么政策啟示呢？依筆者看來，以下五個原則似乎可以作為思考新型大國關系的出發點。前四個原則主要是關于大國之間及其與國際社會的關系，而第五個原則是關于大國及其地區的關系。

　　1．非霸權化

　　在一個沒有超級大國的世界里，同時大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再理性，沒有誰會取得全球性的支配地位，也沒有誰應該尋求全球霸權。這對美國來說尤為困難，因為美國已經習慣了并致力于全球霸權，也認為自己應當是全球領導者。

　　這種想法也得到一些其他國家的支持，尤其是對于某些感受到鄰國威脅、希望美國撐腰的國家。盡管如此，美國及西方必須了解自己并不掌控未來，不代表唯一的發展模式，其追隨者也今非昔比。基于此，美國政治自身勢必要經歷重大調整，因為其中一個長久不變的信條和主題即是美國價值的普世性。“美國例外論”也正是由于這種普世性的自我理解。對美國來說，“無中心的全球化”的好處是它毋須再去應對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者，一是因為本來就不會有任何超級大國，二是因為現代化的擴展使得超強地位根本無從維持。克拉克曾指出，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全球性霸權，而只是一個“次全球”聯盟的領導者，這種看法也許有助于美國調整心態。

　　1989年后，美國國內有不少聲音呼吁建立一種民主“聯盟”或“協調”，這也不符合“非霸權”的原則。因為這種看法肯定會制造分歧，一是因為它認為民主政體相對于其他政體占有道德上的制高點，二是因為它其實還是要維護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這等于是“公開呼吁把國際社會分為一等成員(因為民主所以是合法的)和二等成員(因為不民主所以是不太合法或者非法的)”。

　　基于非霸權的原則，一個更富建設性的想法或許是“資本主義大國的協調”。有些建議著眼于大國之間的政治分歧，這不足取。大國應當聚焦于共同的經濟利益，并且基于對秩序的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威脅和共同命運建構一個大國協調體系。一個資本主義大國的協調將會建立在國際社會既有的規則、規范和制度之上，它也將致力于維持全球經濟秩序，同時協商從環境變遷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共同問題的解決之道。它或許還會推動大科學方面的合作，比如高能物理、天文學、外空探索、疾病防控及防止外太空物體撞擊地球等等。

　　當然，要實現以上目標還有若干困難。美國可能不太情愿更多地與崛起國家分享權力，或者是僅僅作為大國之——即使仍舊是大國中的執牛耳者。它有可能“不識時務”地試圖延續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歐盟也需要更好地實現某種共同的外交政策。進一步說，一個資本主義大國的協調需要克服一系列的文化和政治分歧。這種協調將類似英國學派所稱的“多元主義”秩序：對差異的寬容和尊重，主動適應現實權力的變化，以及擔負起維護一個共處共存的國際社會的責任。

　　中國也必須更好地踐行自己和平崛起/發展的承諾。中國的這個大戰略與非霸權的原則及下面要談到的負責任的大國原則有可能十分契合。但是，自2008年以來，中國對其鄰國咄咄逼人的外交不免給和平發展打上了一個問號。中國國內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可能也很難認同非霸權化原則。他們必須接受中國不會也不應當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不能有“霸權輪流坐，今日到中國”的心態。與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是，中國的主流民意對維護非霸權原則有兩點優勢。第一，反對霸權主義一直以來是中國外交話語的一個主題；第二，“中國例外論”主要是內向性而非外向性的(所謂“中國特色”主要是指中國與其他國家都不同，而中國要保持這種不同)，因而并不會成為像“美國例外論”那樣的問題。相對于美國的普世性認同，中國的內向型認同塑造外部世界的沖動要少得多。盡管這些因素有助于中國反對全球性霸權，但在地區層面上仍有問題。如希思所言，中國官方的國家戰略思維顯示了很強的取得地區支配地位的企圖。這種中國版的門羅主義與其“和平發展”和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背道而馳。

　　全球性的非霸權化不只是沒有超級大國和全球領導者，它也意味著徹底與西方霸權告別，而只保留其中較有價值、被廣為接受的部分。它還意味著承認權力和文化的新多元主義，同時埋葬種族主義、所謂“文明的標準”及西方的文化傲慢。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前西方霸權時代的歐亞世界的回歸。但是，現在除了歐亞世界還多了美洲，相互之間的聯系也比前現代時期緊密得多。西方世界應該感到滿足，因為它們將其政治、經濟、社會形式和認識論都推之于世界，同時也深深影響了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它們現在也必須承認，其所為并非全部都是善舉或者做的夠好，同時也必須讓非西方國家去嘗試如何最好地把自身文化、歷史特色和現代化的西方遺產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