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負責任的大國

　　負責任的大國的原則與非霸權原則是一體兩面。此原則使得權力依然是國際關系的一項重要因素。如果世界不再有一個領導者，那么，國際秩序的維系就取決于大國的負責任行為。亞當·沃特森(Adam Watson)的“體系利益”(raison desystème)概念很好地體現了這個原則。

　　“體系利益”定義為“維護體系符合利益的信念”，這與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raison d""""etat)概念迥異。盡管國際社會有一些穩定的特性，但也存在起起落落。它固然一直都存在，但是時強時弱，并非一定會越變越強。布爾一直以來認為大國應當肩負責任，

　　因此也批評了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不負責任的行為。國際社會的有效性主要取決于時下大國的選擇。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意味著遵從以下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慎用武力，遵守協議，以及尊重產權。布爾的以下論述值得整段引用：“大國有兩種方式可以給國際秩序做出貢獻：一是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二是利用它們的優勢為國際社會增添一些集中決策。具體來說，為了維護國際秩序，大國之間應該：(1)維持勢力均衡；(2)避免或者管控它們之間的危機；(3)減少或遏制它們之間的戰爭。同時，它們還可以利用其優勢(4)單獨地利用其地區優勢；(5)尊重各自的勢力范圍；(6)‘大國協調’或‘大國共治’下的共同行動。”

　　布爾還強調，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尊重其他國家的權利和地位，團結區域強國處理國際事務，呼應其他國家的正當要求，從而使得自己的領導權具有合法性。

　　與布爾提出上述觀點的時代相比，當下大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再是什么問題，而且其論述并沒有明確地反對地區霸權主義。但是，布爾的看法還是明確地指出了把“普世性例外論”(universalist exceptionalism)作為大國外交基石的問題所在。 拉格所說的“美國免責論”(American exemptionalism)——美國利用“美國例外論”及其領導地位，希望他人遵守而自己不遵守很多規則——無法立足于一個“無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

　　這樣的世界所需要的是多元主義、自我克制和相互寬容，以及務實地采取聯合行動處理共同問題。正是因為不再有超級大國作為跟隨或反對的對象，所以各大國之間應當建立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協調，相互協調、共同擔負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因為沒有國家可以再支配國際體系，也因為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比過去一個世紀都要更小，因此負責任的大國的原則是可行的。國際社會將越來越像溫特所說的對手加朋友的文化，而不是現實主義念茲在茲的對手加敵人的文化。

　　要實現負責任大國的目標，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作為對手和朋友的大國之間培養一種互動文化。所有的大國都應該清楚它們共同認可的規范和制度，并在此基礎上不僅僅自滿于一個資本主義強國能夠和平共處的國際社會，而是建立一個合作性的國際社會，可以承擔像世界貿易和大科學之類的共同課題，以及解決像環保和核擴散之類的集體行動的問題。培養一種朋友和對手的互動文化十分重要，也許可以從一些共識性程度高的聯合項目開始做起，像是防止外太空物體撞擊地球。

　　在這方面，國際關系學科也可以有所貢獻。盡管國際關系學科與公共政策有某些相同的話語(比如勢力均衡、兩極、相互依賴、全球化)，但“國際社會”一詞卻一直沒有脫離學術范疇和進入公共政策話語體系。公共政策的討論很不幸地被另一個詞所占據——“國際共同體”。“國際共同體”一詞常常被用來代表完全不同的東西，而且它所蘊涵的共同的價值觀和情感在國際關系中過于不切實際。“社會”更多地是契約性、理性的和談判而成的，而“共同體”更多地是情感的、基于認同的及演變而成的。這種區別在社會學中眾人皆知，而公共政策的討論也應該更多地留意這一點。“國際社會”更符合事實，其對負責任大國的本質和外交的期待也更為現實。

　　國際共同體可能更適用于西方，或者用于存在爭議的所謂“民主聯盟”，再或者某些有共同文化或意識形態的國家之間。但是，眼下的大國群體更為多元化。某種形式的大國協調有可能可以實現，而有鑒于新興大國的崛起，政府間國際組織也需要進行改革(或者被新的國際組織所取代)。多元化的大國群體意味著國際共同體在全球范圍內有些遙不可及，盡管在某些地區也許是可行的。但是，這種多元化并不是絕望的理由。如前所述，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差別歷史最小，它們有種種不同，但也有許多重要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它們之間更多地是一個“社會”而非“共同體”，因而國際關系學者(尤其是英國學派，其核心概念就是國際社會) 應該努力讓前者進入公共政策話語體系。

　　3．意識形態的謙卑

　　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共產主義崩潰及“華盛頓共識”破產之后，每個人都應該在意識形態上更為開放和謙卑(Ideological Humility)。現在所需要的是讓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進行實驗并相互競爭。讓美國繼續其經濟自由主義，歐洲繼續其社會自由主義，中國和俄國繼續其威權資本主義等。每個人都應該放松下來，采取一種共生共榮的態度，同時看看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強國力方面的成敗得失。由于其他非資本主義模式都無法持續地提高實力，所以各大國對某種形式資本主義和全球市場的依賴根深蒂固。

　　4．共同命運意味著共同安全

　　人類面臨共同問題和共同命運，這一點已經沒有什么疑問。在環境問題上或許存在一些爭議，但是很少有人否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共同問題。杜德尼的所謂“暴力的相互依賴”頗具說服力。

　　環境的變遷是否會關乎到人類文明的生死存亡，或許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即使是冷戰期間的兩個意識形態迥異的超級大國也承認，避免核戰爭和生存是它們的共同利益。因此，負責任大國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認共同問題及采取集體行動，因為這些問題涉及到共同命運。這同時也意味著各國應當更多地關注“體系利益”而非“國家利益”，以及共同安全的原則。共同安全也就是說“與誰一起”而獲得的安全，而非“反對他人”而獲得的安全。從軍事角度考慮安全通常都是指后者，前者只是在提到同盟或者“志同道合的聯盟”的時候才會出現。這種傳統的關于國家安全的想法現在幾乎行不通，因為像全球暖化、生物和數字病毒、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以及全球經濟治理等問題威脅著人類的共同命運。

　　“國家”安全當然還是很重要。領土爭端還會繼續存在，也還會有一些事端值得訴諸武力。但是由于不會再有大國間戰爭，不會有任何大國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也不會有類似于“要不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大分歧，國家安全不再像以前一樣動輒就是生死存亡之類的問題。共同問題和共同命運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與誰一起”的安全超越了“反對他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