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東突”恐怖勢力個體特征的成因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東突”恐怖勢力以和田、喀什為主要基地，以只具有小學和初中文化水平的18－35周歲的青少年為主要構成，并具備互聯網使用能力。“東突”恐怖勢力之所以產生這些個體特征，主要與以下幾大因素密切相關。

　　首先，網絡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對“東突”恐怖勢力的活動和聯絡方式產生很大影響。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目前世界上超過27億人、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39%使用網絡。另有統計認為，全世界每百人中就有35．6人經常使用互聯網。據2013年7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已達5．9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4．1%，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4．64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中國網民主要是40周歲以下的群體，其中39歲以下人員占總數的80．2%。新疆雖然接入國際互聯網時間較晚，互聯網普及率卻非常高，2013年新疆網民人數已達962萬，其中少數民族網民占44．05%，40周歲以下的青少年占少數民族網民的絕大多數。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正是看中了中國發達的網絡環境和網民結構，認識到網絡在改變人們思想方面的巨大作用，并企圖通過網絡影響新疆的青少年。近年來，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以南疆地區的青年為重點對象，通過網絡向其灌輸極端宗教思想，傳授犯罪手段，教唆其從事分裂國家和極端恐怖犯罪活動。青少年心理并沒有完全成熟，涉世不深，易沖動，缺乏理智，自我約束能力不強，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容易接受網絡及網絡上傳播的各種思想。同時，網絡的虛擬性、開放性和自由性又使青少年道德和責任感減弱，法律意識淡化，犯罪感缺乏。特別是南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青年因自身文化素質不高，信息分析能力不夠、好奇心很強，以至對網絡在新疆的普及高度興奮。他們通過翻墻軟件或者其他途徑觀看和獲取境外“東突”恐怖勢力的各種信息，其中部分人被“東突”恐怖勢力通過網絡傳播的各種謊言所迷惑，聽從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的教唆，在國內從事暴力恐怖活動，制造恐怖事件，與政府對抗。

　　其次，和田、喀什等地少數民族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特別是維吾爾族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也為“東突”恐怖勢力招募成員提供了條件。在上述筆者分析的55名恐怖分子中，80%只有初中及以下水平，這與目前新疆少數民族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現狀基本相符。2011年，新疆少數民族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階段的升學率為47．64%左右，而南疆三地州僅為23%左右，有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由于不能繼續接受高中階段教育而過早進入社會。在喀什地區，2012年初中畢業升入普通高中的升學率只有33．61%，學生輟學率高、就業率低，高中和中職教育發展滯后。阿克蘇地區2012年初中畢業升入普通高中升學率也僅為45．5%。庫車縣全縣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僅有32%，升入中職學校也只有7%，每年約有7000名未能升學的初中畢業生直接進入社會，他們就業能力低，不少人成為社會閑散人員，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2013年和田地區初中畢業升入普通高中升學率很低，其中職高入學率為23．3%。和田地區皮山縣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階段學生比例小于50%，失學少年兒童數量多，學生到校率低、初中輟學率較高。在過早輟學的這些青少年中，不少人成為了“東突”恐怖勢力的主要成員和后備軍。

　　其三，少數民族婦女文化素質和社會地位較低也為“東突”恐怖勢力拉攏婦女，教唆其從事暴力恐怖犯罪創造了條件。婦女犯罪行為是由于婦女個體主觀方面和社會客觀方面兩者的消極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社會方面的因素指個體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包括微觀社會環境和宏觀社會環境。微觀社會環境包括個人的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居住街道、交往關系、文化接觸等；宏觀環境包括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道德、文化教育、輿論、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對個體的影響是通過微觀環境來反映并實現的。

　　相對于其他民族，少數民族特別是維吾爾族并不太重視女性的教育問題。大部分農村維吾爾族家長認為女人生來就是要做家務伺候男人的，女人的依靠來源于家庭，學得好不如嫁得好。因此，他們寧可讓女兒在家學家務，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兒繼續深造。正因為如此，有的維吾爾族女性選擇過早輟學和過早結婚。由于過早離開學校，還沒有掌握任何生存技能，其在社會上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的機會非常有限，就業機會更少。加上目前各種就業機會對求職者的個人素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而這些過早離開學校的少數民族女性因無法達到就業要求，被迫在家待業。正是在此過程中，不少女性就有了接觸“東突”恐怖勢力極端宗教思想的機會。

　　此外，在目前這種信息爆炸的時代，由于女性文化素質相對較低、信息分析能力較差、對社會熱點問題的敏感度較低、視野較窄，在面對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的虛假信息攻勢面前往往不能正確應對，從而使自己被動地處于“東突”恐怖勢力的操控之下，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東突”恐怖勢力的幫手。

　　最后，南疆地區相對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為“東突”恐怖勢力培養成員和制造各類恐怖事件提供了借口。現代犯罪學研究證明，經濟因素與犯罪的發生密切相關，其主要包括社會經濟制度、生產力水平、社會經濟管理、社會分配制度、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平衡狀況、失業等。

　　“東突”勢力之所以在南疆地區有一定的市場，主要是利用該地區生活環境封閉，經濟較為貧困，就業率低，群眾文化水平較低，缺乏民族之間的溝通等因素，并進而進行分裂和民族仇恨宣傳，煽動維吾爾族群眾對政府和漢族群眾的不滿和仇恨。喀什與和田是新疆少數民族貧困群眾最為集中的兩個地區。目前，在新疆27個國家級貧困縣中，喀什、和田兩個地區就占15個，其中喀什地區11個縣中有8個、和田地區7個縣全部為國家級貧困縣。和田是南疆最貧困地區，人口212．34萬(其中維吾爾族人口204．42萬人)，2012年的地區生產總值(GDP)145．4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6927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389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60．93元。2012年，喀什地區生產總值為517．3億元，人均生產總值12461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5142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97元。這兩個地區的GDP總量僅僅與內地一些縣相當，表現出發展程度的巨大差距。和田和喀什地區這種比較落后的狀況不僅為西方敵對勢力攻擊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制造了借口，也為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招募人員和從事犯罪活動提供了條件。他們正是以南疆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為把柄，歪曲中國西部大開發和援疆政策，煽動南疆的一些青年從事分裂國家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