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當前干部下海引發的道德困境

　　無論是繼續從政為官，還是下海經商，都有得有失，由此形成所謂的“雙重趨避沖突”

　　主持人：近年來，黨政機關干部下海經商現象日趨增多，社會各界的評論此起彼伏。就下海干部來說，他們有何焦慮和困惑？

　　李春成：在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占據道德評價優先權和話語主導權的中國，辭官下海者必然體會到某種負罪感、不忠誠和自私。因此，他們由內而外感到道德虛脫，對自己的行為缺乏道德肯定。給人的印象是，盡管權利在他們那邊，他們卻因負罪感躲躲閃閃。其表現是不敢為自己的權利大聲辯護，甚至，有的當事人自己也未必真的確信，辭官下海是他們的權利。

　　對于干部來說，無論是繼續從政為官，還是下海經商，都有得有失、有利有弊，由此形成所謂的“雙重趨避沖突”，致使某些干部心猿意馬、猶豫不決。然而，真正令那些已經或意欲“下海”的干部感到焦慮和困惑的，不是這種個人利益得失之權衡，而是親戚朋友的不理解，社會輿論、相關黨政領導對于干部下海的各種評說和莫衷一是：有唱贊歌的，有唱反調的。

　　主持人：具體評說都有哪些？

　　李春成：有的認為這是新時代的新生事物，有的認為這不啻是時代精神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有利于國家機構精簡，是對黨的政策的支持，有人認為這是對黨和國家的背叛和“忘恩負義”；有的認為這有利于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弘揚市場經濟倫理，有的認為這是一種“期權”行為，會擾亂市場競爭，影響很不好。于是，從當事人到親戚朋友，從社會輿論到官方意見，從新聞記者到專家學者，各執一詞，相互間充滿著道德分歧和倫理悖反。

　　還有人懷疑，下海干部中可能有兩種人：一是“洗錢”者，即利用下海將官位上以各種方式撈取的“黑錢”凈化。二是“權力兌付”者，即干部在“下海”之前已經用權力給足了老板們好處，懾于黨紀政紀法紀，沒有將權錢交易及時兌現，留待“下海”之后兌付已經談妥了的回報。于是，權力變成了一種“期權”。有人質疑：商業人才價值需要市場的檢驗和評估，有的辭官下海者憑什么初來乍到就能拿50萬甚至更多的年薪？！如果假給，則有洗錢的嫌疑；如果真給，則難免期權兌現的嫌疑。

　　干部下海是一種敗德行為，還是一種社會進步

　　主持人：有人認為，干部辭職下海，不僅會給本地或本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而且從人才培養、管理角度來看，對國家和集體造成的“隱性損失”也是巨大的。對此，您怎么看？

　　李春成：這個觀點往往能得到很多人的共鳴，尤其是黨政機關干部和比較看重忠孝傳統的老百姓。他們往往比較強調“知恩圖報”、“從一而終”，強調“公”高于“私”、集體優先于個體、紀律超越權利。因此，干部下海就被視為缺乏組織紀律觀念、見利忘義、缺乏忠誠感。這種觀點的背后實質上是一種“官本位”、“政府本位”，似乎只有“當官”才能為公共利益服務，只有政府才是人民利益的唯一的合法的代表。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干部下海就等于由公而私，等于拋棄公共利益專營個人利益。總之，持這類觀點者認為，干部下海是一種敗德行為。

　　與“敗德行為”論相反，有人認為，機關干部能辭官下海，本身就是一種進步。首先，干部下海是對“官本位”思想強有力的挑戰，對于人們解放思想、正確對待公共權力無疑是一貼好藥。其次，干部下海對于社會進步也有深遠的意義。此外，干部下海“對改造中國文人身上的官場人格是有利的”。通過這種典型的社會角色轉換，可以促進人們的價值觀念的轉換——由權力價值中心變換成金錢價值中心，深化對誠信價值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