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海引起的組織管理困惑

　　主持人：干部辭職下海，給所在單位的組織管理工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李春成：除個別以外，絕大多數干部下海都得到了原來所在單位的批準、組織部門的同意。實際上，組織領導的態度取決于他是怎么看待和權衡干部下海的利與弊的。

　　最為贊成干部下海的，是那些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或精簡機構而出臺“紅頭文件”鼓勵甚至強制公務員下海（經商、創業、打工）的地方政要；其次是那些“開明政要”，盡管他們并不出臺文件或指示呼吁甚至強制公務員下海，但如果下屬自愿提出下海，他們不是阻攔而是鼓勵和支持。譬如，習近平在任福建省省長和浙江省委書記時，對其下屬福建省信息產業廳廳長、黨組書記游憲生2000年的下海和浙江省地稅局總會計師徐剛2003年的下海，都持一種開明的理解和支持態度。在接受CCTV記者訪談時，習近平說，干部下海就業是他們的一種選擇權利，“政府對干部的選擇和干部對事業的選擇是雙向選擇”。

　　支持者試圖通過干部下海實現的目標，譬如地方GDP的增長、民營經濟的發展、官員觀念與知識的更新、市場經濟的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的提升、機構人員的精簡等，也都是反對者所欲求的。然而，反對者主觀預測和臆測的各種損失和危害，如精英人才流失、影響市場公平、洗錢、權力期權化、權力資本化等，也是存在的。

　　主持人：可見，干部下海既有利又有弊，鮮明的支持或反對態度都會遇到價值困境。

　　李春成：正因為鮮明的支持或反對態度都會遇到價值困境，所以，很多組織領導采取中立的態度，其基本做法是“盡量挽留但不強求”。然而，這種態度最多只能從心理上安慰態度持有者，比較消極和被動。而且，除非組織領導真正能夠將干部下海的利弊等量齊觀（置之度外是不可能的），否則，不是中立，而是傾向于反對的無奈。從責任的角度來講，中立者也許能免除其“主觀責任”，但“客觀責任”還是難免。因之而起的是與支持者或反對者同等的客觀價值權衡，和一個特別的主觀倫理困惑：“我既未支持也未反對干部下海，為何要我為干部下海承擔責任？”

　　所謂的“公共資源私人化”并不足以證明禁止干部下海的正當性

　　主持人：對于干部辭官下海的動機和目的，社會上流傳的那些揣測，是否都有其合理之處？

　　李春成：干部下海不啻是對我國政治與行政體制，尤其是對干部管理體制的一種挑戰。批評者對于干部下海的指責，有些強詞奪理。干部下海“洗錢”或“兌付權力”，即使存在，也并非由干部下海所引起的，下海只是其手段。所謂的“公共資源私人化”也并不足以證明禁止干部下海的正當性，因為幾乎任何一種職業經歷對于從業者都是一筆資源，我們為何禁止社會中其他人其他職業間的自由轉換呢？

　　主持人：這么說，下海經商就是公務員的一項自由權利，下海不下海應該由公務員自愿選擇。

　　李春成：是的。價值多元、專業分工、社會分化、選擇自由、人口流動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堵截或禁止干部下海不僅僅是對公務員正當權利的侵害，也不利于我國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并與時代發展、政治文明發展的趨勢相背。擇業自由不僅僅是普通公民的一項權利，也是公務員的自由權。因此，我們思考如何應對干部下海可能伴生的問題這一價值困境的邏輯起點應該是：承認下海經商或從事其他職業是公務員的一項自由權利。承認這一點不僅意味著反對派的立場是錯的，而且也意味著那種強制干部下海的做法也是錯的。作為干部的一項自由權利，下海不下海應該由公務員自愿選擇。

　　唐亞林：現代社會是一個市場性社會。市場的自發創新精神是一個社會繁榮和諧的基石。既然如此，從事物質生產、商業生產乃至精神生產，與從事公共事務管理，在本質上都是平等的，甚至沒有前者，后者也就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

　　謝寶富：“干部下海”是正常現象，也是好現象。它表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官本位”等封建傳統觀念已有所動搖，人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和自由意識在覺醒，社會價值觀趨于多元化，社會生活自主面在擴大、自由度在增強，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政治改良、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