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國際貨幣通過哪些路徑回流到發行國，其效應能否破解特里芬難題？從貿易項看，國際貨幣通過貿易路徑回流到發行國，意味著國際貨幣發行國的貿易順差，在信用貨幣為國際貨幣的條件下，這種情形只能在有限年份中出現，不可能長期發生，因此，不具有可持續性。從資本項的私人資本輸入看，它意味著國際貨幣發行國的生產能力擴大，結果將是出口能力增強和貿易順差，由此，國際貨幣進入國際市場的路徑又被堵塞。從資本項的他國政府資本輸入看，它意味著國際貨幣發行國政府需要對應地發行政府債券，由此，引致財政支出擴大，并在財政支出政策擴展的條件下引致國內經濟運行格局發生失衡性變化。最后，從金融項看，如果國際貨幣回流是通過購買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公司債券、股票及其他金融產品的路徑實現，那么，情形與私人資本輸入相似；如果是通過購買國際貨幣發行國的政府債券等路徑實現，那么，情形與政府資本輸入相似。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回流的各條路徑效應，通過倒逼機制，將對國際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運行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即便如此，也還不能破解特里芬難題。

　　將國際貨幣流出和流入兩方面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可以看出，在主權國家的信用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條件下，特里芬難題是不可能破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超主權貨幣提供了一個可討論的思路。但這一思路的難題是，這種超主權貨幣如何發行和回流？以SDR為例（且不說SDR的基礎依然是各種主要的主權貨幣），國際貨幣經濟組織既無貿易路徑也無投資路徑，如何發行SDR使其流入國際市場，又通過什么路徑使其回流？也許，超主權貨幣在全球一統（即不再存在國別區分）的條件下是可行的，但這顯然不是現今之事。

　　將國際收支表中反映的開放型經濟中內外經濟交互運行的機理和美國國際收支表中反映出的趨勢性變化，運用到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至少將發生三方面情形的嚴重逆轉：其一，對外貿易由長期順差轉為長期逆差。貿易順差是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機制。但如果人民幣要進入國際市場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貨幣，貿易逆差就成為一個必須考慮的選項。在貿易逆差之下，中國國內將出現大量的產能過剩、職工下崗和居民收入降低等趨勢，由此，可能形成中國經濟發展與貿易逆差之間的矛盾。其二，儲蓄率由長期高位運行逆轉為長期低位運行。中國儲蓄率長期位于40%以上，2012年更是超過了50%。根據GDP的恒等式“消費+儲蓄=消費+投資+貿易順差”的原理，既然貿易逆差轉為常態現象發生，那么，恒等式就將由原先的“消費+儲蓄=消費+投資+貿易順差”轉變為“消費+儲蓄+貿易逆差=消費+投資”。隨著不斷擴大國際貿易額對人民幣的需求量增大，中國的儲蓄缺口將長期延續，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自給能力的持續降低，由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嚴重挑戰。其三，中國將從長期債權國逆轉為長期債務國。流出國門的人民幣直接意味著中國對他國和地區的負債。為了對沖長期貿易逆差，不僅國內居民的負債消費需要擴大，而且政府部門的負債消費也需擴大，由此，從國家資產負債表看，中國將轉變為高負債國。另一方面，為了滿足海外人民幣資金投資于中國金融市場的需求（建立人民幣回流的一個主要通道），各種金融產品的超規模發行和交易也是必然的，但由于實體經濟部門有著空心化的趨勢，難以有效支撐這些金融產品的長期發展，所以，中國在高負債的條件下將步入美國金融危機已展示的情景。

　　如果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要達到與歐元相仿的數量，假定這些各國和地區儲備的人民幣轉手投資于中國的國債，那么，按照2012年9月的數據，中國就應多發14514.6億美元（約9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債。這些數額的國債遠大于截至2012年底的國債余額和2012年的國債凈發行額，由此，將引致中國的財政收支結構、金融市場乃至宏觀經濟運行的重大調整。不難看出，即便不說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美元、歐元等國際核心貨幣的競爭打壓及其他困難，僅從這三方面逆轉就可看出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影響。

　　上述分析讓我們又回到了前一節的問題，即人民幣國際化的利益取向。人民幣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中國可以通過擁有國際貨幣發行權來緩解國際收支的赤字，提高本國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走勢的影響力，通過人民幣的回流機制安排推進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使其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組成部分，推進國際經濟規則的調整完善；但同時，中國也將承受著作為國際核心貨幣發行國所面臨的眾多棘手問題。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不應簡單關注各種可見的利益（更不應以這些利益為取向），而應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充分發揮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促進國際經濟運行秩序和發展秩序的方面的國際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