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關系與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

　　就作為國際的交易貨幣而言，早在中國的各個邊境貿易中，人民幣就邁開了國際化的步伐。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國際交往的擴大，人民幣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成為重要的支付貨幣和結算貨幣；尤其是2009年以后，在加大跨境貿易的人民幣結算和央行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安排下，人民幣的國際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既便利了雙邊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維護了區域金融穩定，也為探討將互換貨幣兌換成儲備貨幣留下了空間。

　　在外貿領域，人民幣進入國際市場面臨著兩難選擇：從進口角度看，運用人民幣購買他國和地區產品是人民幣進入國際市場的最順當路徑。但面對著中國儲備著巨額持續貶值的美元等外匯資產和人民幣尚處于升值區間的現實，運用人民幣購買海外產品，無疑意味著利益的對外輸送。從出口看，在對手方缺乏人民幣資金的條件下，難以用人民幣結算；即便對手方擁有一定數額的人民幣，也很容易在數次交易后再次處于缺乏人民幣的狀態中。由此，中國面臨著或者通過利益輸出來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易規模，或者人民幣難以進入國際貿易領域的難題。

　　通過央行間的雙邊貨幣互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開外貿領域的難題，但它依然有著較大的局限性：其一，互換貨幣的使用受到雙邊關系的限制，難以在多邊貿易中運用，更難以成為國際市場各類主體之間展開貨物、勞務和金融等交易活動中自由使用的貨幣。其二，互換貨幣側重于總額結算，尤其是央行間的結算，難以發揮交易貨幣在每筆交易中的定價、支付和計價等多重功能。其三，根據央行間的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貨幣使用有著比較明顯的期限限制。中國已簽訂的貨幣互換協議期限均為3年，期滿后在雙方均同意的條件下還需續簽。因此，互換貨幣還不是期限不受限制的國際貨幣。

　　從國際經濟發展史上看，早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就已突破了商品輸出的限制，推進了借貸資本輸出和生產資本輸出，在緩解貿易保護主義引致的各種糾紛、提高對國際市場資源配置的能力、支持商品輸出的同時，也推進了本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德國馬克、法國法郎等的國際化都曾得益于這種資本輸出的國際效應。二戰之后，日元的國際化進程與資本的大量輸出也是分不開的。中國有著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僅用于購買美國國債的部分就達1.8萬億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看，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既嚴重影響了中國人民銀行運用資產進行貨幣政策調控的能力，也制約著中國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能力提高。

　　面對金融危機尤其是歐債危機背景下的全球資金緊缺和公司并購、資產重組契機，加大人民幣借貸資本輸出和生產資本輸出，是一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有效路徑。19世紀末，借貸資本輸出有著“一只牛剝兩張皮”之說，如今則有著剝三種皮（即利息、匯率和利潤）的操作空間。中國在海外的金融分支機構已超過了1000家，有著廣泛的區域分布，同時，也有著豐富的金融運作經驗。在此基礎上，積極發展人民幣借貸資本輸出，由此推進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性選擇。生產資本輸出，既有助于緩解國內資源性產品緊缺的狀況，推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精細技術，建立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資源配置能力，又有助于提高支持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力和中國經濟對國際社會的貢獻程度。

　　毋庸贅言，從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角度看，中國應更加重視借貸資本輸出和生產資本輸出，使得在對外貿易中人民幣國際化損失，能夠通過資本輸出路徑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

　　人民幣國際化的真正目的

　　作為當前的一個重要議題，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有了許多研究，但在其中，關于貨幣國際化的實際成本和收益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空白與誤區，這也導致了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真正目的的模糊認識。基于權益配置機制的視角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承擔國際貨幣的角色就意味著需要對各方利益做出協調，那種單純從自身利益視角出發的貨幣國際化不僅不可取，而且也往往是不現實的。更具體的分析表明，諸如鑄幣稅這些貨幣國際化的主要收益，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路徑中不僅難以實現，而且還可能表現為負向的虧損。特里芬難題也意味著人民幣的對外輸出可能要以國際收支和國內金融結構的重要調整作為代價。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運行秩序穩定，履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國際責任。

　　總體上，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負重涉遠的過程，其中不免有著各種各樣的摩擦和曲折。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一方面，切忌不切實際地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可能給中國帶來多少利益，忽視它可能引致的利益損失和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忘卻這一進程是中國在發展中履行大國國際義務的宗旨；另一方面，切忌在情感的支配下一味追求這一進程的加速，尤其是切忌將“人民幣國際化”強硬地列入中國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范疇之中，在政策面上運用政府行政機制強推這一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