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馬曉河

　　我國農業已進入高成本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農業投入產出環境發生了轉折性變化，最突出的就是各類農產品投入量的增長普遍高于產出的增長，農業的收益率出現了趨勢性下降。從1995年到2011年，我國三種糧食、大豆、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6類農產品每畝產出量分別增長了29.1%、32.8%、36.6%、-2.8%、26%、26%，而同期每畝投入量即總成本，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分別增長了110.2%、91.8%、83.5%、80.5%、102.6%和124.6%。每畝投入量增長都在產出量增長的1.3倍以上，其中大豆達到了3.8倍，蔬菜2.9倍，三種糧食2.8倍。

　　種子、化肥、農藥、農膜、機械作業、排灌、土地租金、勞動成本等直接生產成本是推動農業生產總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占總成本80%以上，近幾年還有上升勢頭。除此之外，機會成本增加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已不再是無限供給，農業勞動力從1991年的39098萬人減少到2011年的26594萬人，21年共減少了12504萬人。農業部門勞動力的減少和非農業部門勞動就業量的增加，既直接提升了農業的勞動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農業的機會成本。近年來，農民從事非農勞動的收入大幅上升，來自非農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來自農業的收入增速，由此引發農民“厭農”、“棄農”傾向。例如，在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工在非農產業做純體力勞動一天平均掙100塊錢，技術工150到200塊錢；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純體力勞動一天平均70塊錢，技術工100到150塊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種一畝糧食得到純收入（勞動加利潤）500元，兩季1000元；種一畝棉花純收入1000元，種一畝油料純收入800元，也就是說，農民進城打工半個月就可以穩穩賺到超過一畝地的年純收入。非農產業工資收入的快速提高，拉動了農業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比如在新疆摘一斤棉花的勞務費已由0.1元漲至1元，在陜西給蘋果套袋一天勞務費由20元增加到70元左右。可以想象，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和人口結構的變化，農業高成本局面將很難扭轉。

　　近10多年的經驗表明，在土地資源不斷減少和農業勞動力供給下降情況下，我國農業產出必然會越來越多地依靠投入獲得增長。面對農業高成本時代的到來，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的大國必須做到有效應對。

　　首先，不能像有些人提出的放開管制、完全通過國際農產品市場來解決。這是因為，在完全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農業投入持續增加，產品成本不斷上揚，比較效益連續下降，該經濟體的農業最終會被其他有比較優勢經濟體的農業所替代。另外，且不說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完全開放的農產品市場競爭環境，僅中國的國情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將國內農產品供給全部放在完全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一些主要農產品還是要靠國內生產來滿足，對這些農產品保持較高的自給率是必然的戰略選擇。

　　其次，要積極主動謀劃，制定實施科學、合理的政策措施。

　　實行高農價、高補貼的制度安排。中國農業最終要走一條東亞型的發展道路，這條發展道路的特點可概括為四高：高投入、高成本、高補貼、高農價。從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經驗看，東亞國家和地區由于人多耕地資源高度稀缺，這些國家即使是在實現了城市化以后，人均耕地面積也大大少于土地資源富裕型國家，為了在極少的土地空間上生產出國內所需的農產品，不得不選擇高投入、高成本的農業發展路徑。而千家萬戶分散的小農難以承擔由“兩高”帶來的經濟風險，政府就想盡辦法對農業實施補貼政策，同時還通過邊境保護抬高農產品價格，高補貼、高農價便應運而生。從過去12年我國農業發展實踐看，農業收入80%以上都是靠提高價格獲取的，那種既不想讓農產品漲價，又不想提升補貼，同時還想讓農民增加農產品供給的路徑在現實中是難以找到的。因此，對農業實行高農價、高補貼的制度安排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