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宗教治理：從“國教模式”到“多元治理模式”

　　殖民地時期美國循“國教模式”治理宗教。在這種模式中，世俗政權被視為特定宗教的強制性代理機構，宗教則為國家提供合法性基礎，其特征是一教獨大，萬教齊喑。國教模式背后是“獨大--排他的宗教觀”，即認為只有一種宗教獨占真理，其余宗教皆為虛妄，因此需要加以壓制。宗教紛爭也由此而起。

　　在北美最初的13個殖民地中，有9個設立了官方宗教，如安立甘宗之于馬里蘭與弗吉尼亞，清教之于馬薩諸塞。他們利用法律和稅收等手段壓制其他宗派：浸信會在馬薩諸塞州被明令禁止，不少人被冠以異端、瀆神、或偶像崇拜的名義被審判并判刑。貴格會在馬薩諸塞地區不許存在，至少四個貴格會信徒因信仰被吊死，有些兒童因父母信仰貴格會而被波士頓當局賣為奴隸。在弗吉尼亞，非安立甘宗宗教團體不能舉行禮拜活動，同時規定任何人如果有三次不參加禮拜活動便將罰做6個月的苦役；天主教徒和貴格會信徒不能擔任公職。

　　新教內部宗派林立，彼此傾軋；不過這些新教宗派在反對天主教時卻能一致起來。天主教徒在11個殖民地沒有合法居留權，反天主教事件此起彼伏。如果說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還有什么交集的話，那就是共同排猶。當時就是十足的一切宗教反對一切宗教的混亂局面。乘坐“五月花”號來到北美的先驅者原本是為了追尋宗教信仰自由，他們希望借用世俗權力立清教為官方宗教來達成目的，卻未料到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清教徒的確享有了某種程度的宗教自由，然而其代價是更多的宗派遭受到了迫害，新大陸的宗教紛爭甚至比歐洲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令人厭惡的局面在美國獨立后得到改善。當時很多宗派都希望自己成為這個新國家唯一的國教，但是卻有心無力；或許清教在馬薩諸塞州具有優勢地位，但放眼13個州，它卻無疑是十足的少數派。不只是清教，幾乎每個宗派都絕望地發現自己無法在全美占支配地位。在此形勢下，各宗派最明智的選擇便是彼此妥協，接受現狀，以避免某宗派坐大成為國教后自己遭受逼迫。于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在最初的13個州中，只有三個反對該規定，其他州則無異議。在推行該規定時，美國聯邦政府實施了“雙軌制”，讓那些原本設有官方宗教的州逐步變革。到1833年，馬薩諸塞州取消了最后一個州的官方教會，政教分離和宗教寬容的原則最終在美國確立。今天我們提到美國的政教分離，很多人強調領導人的高瞻遠矚，或者認為美國人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當然不能否認這些因素。不過最根本的原因是宗教團體之間的現實利益考量。或者說，這是斗爭的結果。隨著第一修正案的出臺，美國的宗教治理由“國教模式”轉變為“多元管理模式”；政府不再具體干涉信仰，社會成為約束宗教團體的主要力量。具體而言，我們可以概括出當代美國宗教治理的三個特征。

　　首先，宗教管理的對象是爭議性宗教團體的實踐，而非其思想。有社會學家認為，宗教團體與外部社會之間的張力呈正態分布，大部分宗教團體與其外部環境存在適中的張力，那些與外部社會高度緊張的或高度和諧的宗教團體都是少數，居于正態分布的兩尾。這個模型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宗教團體與外部社會之間存在一些格格不入或者說張力是一種常態，只要這種張力在一定范圍就是正常的；我們不能指望宗教與社會完全合拍，與世俗社會有一定程度的緊張是由宗教的性質決定的；第二，宗教治理的主要對象應該是高張力的宗教團體，社會學的概念叫“教派”。在規訓那些與主流社會高度緊張的宗教團體時，美國政府針對的是宗教人物的行為而非其思想。關于這點，我們可以從摩門教放棄多婚實踐的案例中得到啟示。

　　最初的摩門教因教義緣故奉行一夫多妻制，這有悖于美國的風俗與法律，它與聯邦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日趨緊張。186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莫里爾反重婚法案”。摩門教認為該法案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宗教自由的規定，因此決定主動出擊，挑戰該法案的效力。楊百翰的秘書雷納德主動向政府承認自己因出于履行宗教義務擁有兩個妻子，被法院起訴。1879年聯邦法院做出終審決定，雷納德被判入獄兩年并處500美元罰款。該判例表明，宗教自由限于思想或觀念層面；行為則由法律管轄。人們可以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但不能藉由宗教理由違反公認的行為準則或破壞社會秩序。在馴服摩門教的過程中，只有那些多婚者受到制裁；普通的摩門教信徒，即使他們內心信奉多婚的教義，只要沒有多婚的行為，概不追究。

　　其次，美國的宗教管理依靠法律，在實施過程中則強調耐心。雷納德案件之后，美國政府加大了對重婚罪的執行力度。那些有重婚行為的人，不管他是否在摩門教身居高位，都會被通緝捉拿，投進監獄。美國政府還發動群眾專門“獵捕”摩門教的一夫多妻者，這些人會長時間地跟蹤多妻者的行蹤，然后在晚間破門而入，到政府領取賞金；實施多婚的教會領導層被迫轉入地下。種種舉措讓摩門教最后被迫于1890年正式宣布放棄多婚制，此時距離反重婚法的制定已經近30年，美國政府的耐心可見一般。正是法律與耐心這兩樣武器幫助美國政府成功地馴服了摩門教。當然美國也不盡然是成功的案例。在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處理維科城的大衛教派時，由于缺乏對該教派的了解，也由于缺乏耐心，一味采取強硬手段，乃至動用武力，最后導致100多無辜信徒的喪生。美國政府在對付摩門教時的成功經驗以及處理大衛教派的失敗教訓都表明，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時間與耐心是馴服爭議性宗教團體的最好辦法。

　　最后，盡管美國主要依靠法律與社會力量來管理宗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忽略宗教；恰恰相反，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宗教，并有清晰的宗教戰略。對美國來說，管住教派不讓他們鬧事不過是一個較低層次的目標，其宗教治理的戰略目標錨定在利用基督新教來塑造國民性并增進國家認同。雖然美國憲法強調宗教平等，不立國教，但它在制度設計上獨厚基督教，以至于維基百科稱基督教是美國“隱性的國教”。這并不是夸大其詞。托克維爾早就說過，“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那樣，基督教對人的心靈保持如此巨大的影響。”最初乘坐“五月花”號來到新大陸的清教徒自視為上帝的選民，美國乃是受上帝祝福之地。盡管法律上沒有明載基督新教的超然地位，但美元上清楚地寫著“我們信仰上帝”；美國國歌唱到“上帝祝福美國；美國的“愛國誓詞”則有這樣的內容：“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的旗幟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國，一個國家，歸上帝主宰”；美國總統必須手按《圣經》宣誓就職，其就職演說中也必提及上帝。所有這些都表明基督新教就是美國的立國之本，也是塑造美國國民性的精神之源。這話很多人想講卻不敢講，只有坦率的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一書中大談特談。在他看來，文化多元主義的盛行，尤其是信仰天主教的拉美移民的涌入，嚴重挑戰了新教文化，美國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若不大力捍衛和發揚新教文化，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很顯然，美國政府非常善于利用宗教促進國族認同并為其政權提供合法性，其宗教觀可以概括為“獨尊新教，多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