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實現自信與實干的統一。學術界一直在探討中國夢如何展示中國氣派的問題，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具體體現。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我們對中國未來充滿自信，這種自信給整個民族以力量。如果沒有這種自信，不可能提出偉大復興中國之夢。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成功的。實踐的成功也證明了指導實踐的理論的成功。未來，中國的自信還需要在文化自信上進一步加強。只有文化上真正自信了，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有尊嚴的生活才是可能的。然而，要把這種自信真正落到實處，必須真抓實干，“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們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中國夢，歸根到底也必須依靠人民的奮斗來實現。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自強不息的勤勞奮斗傳統，這就要求必須力戒空談、真抓實干，為實現中國夢掃清前進的障礙。

　　上述理解和實現中國夢的三個基本原則，為我們進一步探討解決民生問題提供了根本出發點。正確處理上述三對關系，同時也預示著一種有尊嚴的民生愿景。

　　“中國夢”條件下，民生不僅需要財富，更需要尊嚴

　　“民生”這一概念最基本的內涵為一個國家、民族中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生存權利問題，在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當中就包含這一內容。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把發展國民經濟作為一項重要課題，但經濟的發展一直處在緩慢增長的狀態。到了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經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逐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構成了黨的工作主題。可見，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民生問題主要是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

　　但是，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特別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問題，一定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這種新的內涵在包含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包含著尊嚴民生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長成就顯著，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和提高，雖然物質需求還需要進一步滿足，但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精神生活的尊嚴感。人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在于，人不僅僅有物質財富的需求，更有對尊嚴的需求。而尊嚴能否僅僅用物質財富來取代？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尊嚴是一個人的精神品質的追求，與財富不是直接的線性對應關系。

　　從國內情況來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隨著物質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人們自然會進一步提出精神品質的追求。而在眾多的精神品質當中，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尊嚴。2010年時任總理溫家寶曾經在春節團拜會上提出“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社會發展目標。當前，廣大人民群眾已經初步意識到了“尊嚴”在一個人幸福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所謂幸福生活，并不單純依靠物質財富來實現，在現代社會，幸福已經超出了物質財富的范圍。也就是說，物質財富能夠給人的物質生活提供條件，但物質財富并不能直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們已經認識到，很多有財富的人生活得沒有尊嚴，表現為國家民族意識的淡漠，沒有崇高的理想，沒有對科學知識的熱愛，物質豐富而精神貧乏。可見，單純的物質生活并不能給人帶來持久的幸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是有尊嚴感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人所應該具有的尊嚴，人就不會幸福。

　　從國際環境來看，西方國家自近代以來一直對中國有一種文化上的優勢心理。中國雖然取得了經濟上的長足發展，但是在西方的價值觀中，可能被視為一個“暴發戶”。西方國家認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著“世界精神”的國家和民族，這一點是西方國家長期堅持的一個偏見。比如，早在近代，黑格爾就曾經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甚至沒有把對中國哲學的論述寫進正文，只是在“導言”中提到了中國哲學。②西方思想大師馬克斯·韋伯也曾比較明確地指出，資本主義創新文化只能產生于基督教諸國，東方文化是很難形成推動歷史的創新文化的。西方國家價值觀上的這種優越心理，主要源于三個方面：第一是他們有宗教文化背景，第二是他們有相對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第三是他們有源自古希臘海洋文明的擴張文化。這三點在西方國家看來都是中國的“弱項”，因此，在文化價值觀領域，西方國家有排斥中國文化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當代中國人的尊嚴民生的關鍵，就是必須要打破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霸權主義。

　　在上述情況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尤其是中國夢的提出，自然承擔起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塑造引導時代精神，使廣大人民群眾獲得精神上的尊嚴。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它的“特色”表現在何處？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市場經濟中建立國家尊嚴、民族尊嚴和個人尊嚴。市場經濟并不是要培養人在市場競爭中的自然本性的沖突，如同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而是要在競爭中實現人的尊嚴。只有以尊嚴的名義去建設市場經濟，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此說來，尊嚴構成了民生問題的一個當代特有的含義。